蘇聯作家帕斯特爾納克曾在他的《日瓦戈醫生》中，借主人公之口，這樣回答時代熱情的人生改造主義者：“當我聽說要改造生活時，我竟無法控製自己陷入的境地。改造生活談何容易，有些人雖然也飽經風霜，但卻從來不了解生活，從來沒感受到生活氣息與精神的人，也會侈談改造生活。在他們眼中，生活不過是一團粗糙的原始材料，需要他們去加工。然而生活向來不是材料或物體。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話，生活自身乃是一個不斷更新，永遠進行自我完善的因素，它不斷進行自我改造和自我轉化，它比我或你的蹩腳理論高明得多。”日瓦戈並不是反對關於生活的理想，麵對時代的樂觀主義說教，他做出了這樣的回答：“你所談的人民軍隊的戰士對待同誌、弱者、孤立無援者、婦女的態度，對純潔和榮譽的看法，幾乎全都是金玉良言，這是托爾斯泰的一種學說，是生活的理想，這都是我少年時代向往的，我怎麼會譏笑這些東西？”但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中，日瓦戈感到他無法正常的工作行醫和寫作？其原因在於，“不是貧困和飄泊不定的生活，而是現今盛行的空洞誇張的詞句，什麼即將到來的黎明啦，建成新世界啦，人類的明燈啦。當你最初聽到這些詞句時，你會覺得這思想何等開闊，想象何等豐富！可實際上恰恰是因才華不足才去追求這些華麗的辭藻。隻有天才的手筆，才使平庸的東西變得神奇。”麵對這個喧囂的時代，日瓦戈力圖重新回到生活的世俗、自然狀態，過一種真正的平民生活，一種普希金曾經讚賞過的簡單的生活：“我現在的理想是有位女主人，我的願望是安靜，再加一鍋菜湯，鍋大就行。”在俄羅斯作品中，他最喜愛的便是普希金和契科夫的天真，他們不侈談人類的最終目標和他們自身的解放，而是潛心於具體的藝術活動。與那些將革命利益的重要性視作“絲毫不亞於太陽係的存在”的時代信念不同，日瓦戈這種純粹意義上的“詩人”正如他的情人、知己拉拉在他死後所說，作為詩人，他關心的是“生命的謎、死亡的謎、天才的美、質樸的美，這些我們是熟悉的。可是那些瑣細的爭執，像重新瓜分世界之類，對不起，這完全不是我們的事”。這與徐對人生和藝術的看法都是相通的。在他們看來生活至少具有以下兩個屬性：第一，生活具有它恒久的本質，而非時時更新、刻刻進化的，如人們的衣食住行、愛恨情仇、生老病死等等都是人性之常的範疇。雖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但人類感受生活的心靈卻是古老的，古今相通，曆久常新的。第二，真正的生活是此在的、當下的生活，它往往不是你主動追求的那種生活，而恰恰是你不得不接受的生活。生活不是關於生活的理想，而是一種你必須麵對的現實。侈談對生活的改造的人，並不見得真正懂得生活。
正是因為徐對生活的這種認識及他對整體性的人生理性化設計的懷疑，所以他反對將文學作為社會改造的工具而淩駕於生活之上來看待生活。與人生派的主張相反，徐是把“娛樂”看成是藝術的本質的。在他看來：“為藝術而藝術與為人生而藝術的爭執，其實這是多餘的，藝術當然脫離不了人生，藝術家本人既是人生如何可使藝術脫離人生？但藝術在創作的時候、隻專為於藝術則自可有為藝術而藝術的心境。把藝術說成是純粹的娛樂並沒有把藝術看低，人生中娛樂正是一種與衣食住行同樣重要的事情。隻有真正有娛樂價值的作品是藝術，而其中反映著中國人民在艱苦的生活中之情感與意義的，就是偉大的藝術作品。”徐之強調“娛樂”並非看輕了文學的嚴肅性，他隻是強調藝術的可娛樂性，因為當藝術無可娛之處，則藝術是不會存在的。所以他與那些隻為自我和藝術而創作的“先鋒派”也是不同的，他說：“文藝創作不僅為發泄作者心靈的衝動，更希望能博得讀者的接受和共鳴。”但這並不意味著文學去遷就大眾的審美趣味和欣賞水平。他認為“藝術的大眾化並不是為大眾所易懂，而是大眾接近了它，會愛它。藝術的欣賞與貧富學問都沒關係的，藝術在不斷接近之中就會產生欣賞。”顯然這種強調讀者的接受的文學觀念，正表現出徐思想的世俗化的保守性。20世紀的文學藝術的前衛、先鋒流派實際上是在不斷走向背離大眾的趣味、習慣和審美期待的道路，並以對此的顛覆來顯現其先鋒性，以此為動力推動著現代藝術的更新、變化和發展，不斷改變著人們對於世界的感知認識方式，實際上這已成為文學藝術的最終目標。而徐對這種可能脫離讀者的藝術創新、靈魂曆險，顯然沒有太大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