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對社會的和文學的激進話語係統都是持一種保守的懷疑態度，它不屬於其中的任何一方但和任何一方也都發生過密切的關係。20世紀激進的現代性話語分屬兩個話語係統：一是政治先鋒性話語，即激進的社會改造、革命話語係統；一是藝術創新、感覺革命的審美話語係統。這兩種話語係統之間的關係也是非常複雜的，有相互衝突矛盾之處也有相互推進、和諧統一之處。要之，他們都是現代社會的一種麵向未來的激進現代思潮。喬納多·波喬利在他的《先鋒派的概念》一文中這樣談到先鋒派的起源，“先鋒派的起源無益於社會改造的目的有關它的開始與空想的社會主義和烏托邦神話有情感上的曖昧關係，它表明先鋒派表象起初如何從屬於政治而非文化方麵的激進主義理想。盡管這種理想隻在藝術的範疇內。對於無政府主義倡導者和自由意誌論者來說先鋒派形象和術語一直是親切的，這可由巴枯寧創辦的《先鋒派》的雜誌來證明。”徐初登文壇正是左翼思想在中國的傳播方興未艾之時，他也曾受過一定的影響。後來由於“托洛茨基審判案”的影響，導致他對於這種現實存在的“理想社會”的懷疑與恐懼，從此開始轉向“在夢中求真實的人生”的愛和美的烏托邦。但他知道這隻是夢和詩中的境界，無意也不可能把它改造成現實。他對於並不圓滿的人生持一種寬容態度，他自承隻是一個“凡人”，無意給出“救世”的承諾。他寧願待在這並不完美的人世，因為即使在“未來的黃金世界裏”也未必能夠安妥他的夢想，這與魯迅《野草》中《影的告別》中的懷疑和彷徨都是相通的。
正因為此，徐所謂的“人生”就是指的人世百態，是生活的整體性的、原生態的存在，他要盡力展現的就是這種：“有歎息、有低喟、有笑、有淚的人生”。錯綜複雜的生活本身就是他要表現的對象，所以他認為“人生派”和“藝術派”的爭執是無謂的，因為到處都是人生，所以無須規定隻有表現某種特定的“人生”，才能叫“為人生的文學”。這是一種主張在看待生活時把自己的先入之見、價值判斷擱置起來，才能看到生活世界的豐富複雜性的態度。又因為生活是藝術之本，所以藝術不能脫離生活，作家不能脫離讀者。這種對人生的理解，使其既不同於關注人的社會政治屬性的改良人生派文學，也不同於專注於表現個體的非理性的內心世界的現代主義文學，它所關注的對象就是世俗人生，人的日常生活，“食色欲也”的人之本性。所以他沒有明確的教化功能，也沒有強烈的認識企圖，他隻不過表現的是一種人性之常而已。但正由於它的存在，方可以看出“功利派”的偏頗和“藝術派”的狹窄。因為生活世界是一種獨立於經濟和政治之外的自我獨立的空間，代表著一個自發的、傳統的世界與現代人為的、理性的、製度化了的世界形成對照，給人們提供一種生存的家園感。當理性主義者以偏概全地過分強調人的某種社會屬性時候，就會使人成為某種政治符號，而失去其作為人的豐富性、複雜性。米蘭·昆德拉在批評大一統的政治思想對人類生活世界的侵蝕時說：“現在社會的特點卻惡魔般地加強了這種厄運：人的生活被縮減為它的社會職能；一種人民的曆史被縮減為若幹事件，而這些事件又被縮減為有傾向的評注；社會生活被縮減為政治鬥爭，政治鬥爭又被縮減為僅僅是地球上兩大強國之間的對立。人處在一個真正的縮減的漩渦中，胡塞爾所講的‘生活的世界’在漩渦中宿命般地黯淡，存在墮入遺忘。”
徐、無名氏都是這種麵臨現代性的理性主義設計侵蝕的“生活世界”的維護者，一種人之常情、人之本性的表現者、維護者。徐以一種平和、中庸的心態看待生活，表現與創作上也是追求一種理智與感情的和諧，生活之道與生命之理的統一。他的浪漫主義不是自我擴張、感性的解放，而是一種靈與肉的統一。無名氏和徐的情況有較大不同，在於無名氏的浪漫主義更趨向於人的感性生命的釋放，一種對於浪漫主義的靈魂深度、情感強度的迷戀。但無名氏小說中衝破堤壩的生命激流，並不是任其泛濫而已，而是為了將其倒向更高的和諧和統一即天人合一之境。這在他的《無名書》後幾卷《開花在星雲以外》和《創世紀大菩提》中表現得就非常充分了。總之，無名氏和徐一樣都對現代性的理性化改造的對象、傳統世俗生活世界表現出一種特別的眷戀，如《無名書》中對於印蒂之家的描寫，他的父母印修靜、鄭蘊如、忠仆幺虎、趙媽等都代表著一種傳統中國人的為人處世的常道，這個家庭的溫馨和諧、和平靜謐是外部喧囂爭鬥世界的一個對照，它是印蒂的一個故園之夢、“靈魂反芻之地”。它作為由自發性和傳統性構成的獨立空間，成為印蒂反思時代、驗證思想的一種資源、一種參照。而徐自己最為滿意的長篇小說《江湖行》，寫的也是一個邊緣的民間社會、江湖人物的愛恨情仇，也是作家的一種浪漫主義的人生理想的寄托。這種民間社會的文化價值在當下已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它作為一種與“廟堂文化”、“廣場文化”不同的一種獨立的文化形態，在現代性文化轉型時期的價值和意義，正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