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對這種人性“惡”的探索，在主導文學中是在一種社會政治視角中展開的，“惡”是被視作一種社會製度的原因造成的，它主要體現在少數的統治階級身上，隻要徹底改造這種產生惡的社會製度，推翻少數人的統治，“惡”也就會從人類曆史中消失。這顯然基於一種過於樂觀的進步主義理想，盡管這種理想鼓舞著人們為創造一個新世界而進行了艱苦卓絕地奮鬥、嚐試，但它還是將“人”的問題簡單化了。解放和拯救是無法彼此取代的，它關涉到人類生活的不同的領域，是從不同的問題意識、生存境界出發來思考人生的。去掉任何一麵，對人生的思考都是不完整的，而現代文學史缺失的這一塊，是由像“新浪漫派”及其他主導文學話語之外的邊緣作家來填補的。
因此，像“外雅內俗”之類的劃分對徐、無名氏的創作也是不公正的，沒有真正的俗也就沒有真正的雅，無名氏就是由大俗來達至大雅的。用俗與雅之類的主觀化的標準來褒貶任何一派的文學價值也並不能說明什麼問題，關鍵的是要弄清這種俗、雅的背後隱藏的是什麼，它對我們理解文學和曆史會帶來什麼啟示。主導文學話語與世俗生活的緊張、對立關係，使雅、俗之分帶上了一種曆史、文化意味，而不再是一種單純的審美格調、趣味的差異，突出表現為兩種人生態度的對立。前者以一種“禁欲”的精神，追求的是一種現世的、可以滿足人們的一切需求的社會製度，一種“勞動烏托邦”；後者則在一種世俗的生活中，通過內在的覺解，達至一種生存境界的提升和拓展。這種不同的旨趣，是造成了這種雅與俗對立的時代語境、深層根源。
如果從格調、趣味等意義上的雅與俗來看，徐和無名氏似乎都缺乏一種為“嚴肅文學”所推重的平實與質樸，而多少帶點莫測高深的自炫、顧影自憐的高蹈以及迎合世情的俗豔，特別是無名氏有一種較為缺少節製的濫情傾向等，這都是其浪漫主義的“才子氣”的一種表現。但這更多的與評判者的自己的審美偏好與藝術自身的發展規律有關，缺乏一種更普遍的社會曆史文化意義。
結語：從“信念”到“問題”——“現代性”問題與現代文學
瘋子是烏托邦的發明家，未來社會的製造者……
我們帶著孩子
跟著瘋子走——走向光明去。
——傅斯年《新潮》第一卷第四號
現代化是一個古典意義上的悲劇，它帶來的每一個利益都要求人類付出對他們仍有價值的其它東西作為代價。‘現代化’與‘反現代化’的思潮的衝突，將二重性模式永遠持續到未來。
——艾愷《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