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啟蒙主義者麵對病態人生時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態度不同，徐麵對人性中的陰暗麵時，也表現出一種宗教式的寬容和超然，如《早秋》寫上大學的兒子愛了一個舞女，要退學和其結婚。父親去見舞女，請其放過兒子，自己卻和舞女發生了曖昧關係。於是父親想出了一個萬全之策，租了一套公寓，讓兒子和舞女同居。而趁兒子上學時候，舞女則到原來的公寓和父親幽會。這樣兒子大學畢業就到美國留學，已沒有了和舞女結婚的想法，而父親也於枯燥乏味的家庭生活之外找到了樂趣，夫妻關係也得到了改善，舞女的生活也有了依靠。這樣一種皆大歡喜的結局顯然來自於一種投資者式的冷靜理性的算計。這樣一個逆情背理的亂倫故事在徐講來平靜而自然，既無憂憤，也無譴責，有的隻是對人性的弱點的無奈的反諷。他隻是揭示出這樣一種人性的病態現實而已，至於如何施治，或是否可能治愈，這不是作為作家的他所能解決的了的。而啟蒙主義者則不同，他們做出了這樣的承諾：隻要社會能夠真正建立在理性原則之上，那麼這一切人性的病態都會消除，人類社會的黃金時代就會到來。這成為有誌於改造社會的人們所抱的共同理想。然而被改造者對於這種改造者卻未必能夠領情，於是兩者之間的隔膜對立就產生了。
由於徐的所信仰的“愛”宗教性質，所以他對於人間的是非也持一種相對主義的態度。他的小說《蓋棺定論》寫的是一個在道德上不無瑕疵的人物，朱政先有兩個夫人、兩個家庭，他死後，他的第二個夫人對他恨之入骨，感到自己受到了欺騙，認為他把家中的錢都補貼給了前妻的孩子，不管她和孩子的死活。而他的第一個妻子生的孩子卻對他非常尊敬，認為他是一個負責任的好父親，要為他出紀念文集。他曾在抗戰時期在淪陷區和大後方之間作過物資貿易，此舉被一些人稱為是“愛國之舉”，又被另一些人認為完全是貪圖高額利潤，勾結漢奸做買賣。這樣就使他是“好人”還是“壞人”的問題複雜化了。正如小說中的人發的議論：一個人是好人還是壞人，都是運氣決定的。“好人壞人有什麼標準？多少人外表上看起來是好人，骨子裏往往是一個壞人；還有許多人表麵上是一個壞人，可是倒有一顆善良的心。尤其是現在什麼都粘上政治，好壞的分別就更難說了。”在時代主導文學話語中，世界是由好與壞、是與非、進步與反動、光明與黑暗等二元對立的方式構成的，這種政治道德上的二元對立構成了人們認識社會的基本模式，連不懂事的孩子也容易區分電影中的好人、壞人，但這個不成問題的問題在徐這裏被複雜化了，因為他把這種二元對立結構給消解掉了，而代之一種多元的複雜混沌狀態。而這種消解從曆史角度看，是在政治文化走到極端其荒謬性充分暴露之後才發生的逆轉，我們從80年代中後期的小說中才可以發現這種顛覆和消解二元對立的傾向。最典型的就是韓少功小說中隻會說兩句話“爸爸爸”和“操媽媽”的丙崽，而這在徐的小說中早就埋下了種子。
相比而言，無名氏比較側重正麵描寫人的靈與肉的衝突，揭示人性的奧秘、一種人的靈魂的深度和情感的強度。在《北極風情畫》中林和奧蕾利婭度過初夜之後，林發了這樣一番議論：“在人類曆史上，人類有過萬萬千千次‘真夜’，卻極少有人敢公開地坦白的談它們。好像這種午夜越封閉越好，這種事情埋藏得越深越好。而且，離任何文字語言愈遠愈好。其實在那些‘真夜’中，瘋狂的男人和女人們誰沒有瘋狂地談過呢？那種所有語言中最人性的，最不撒謊的。在未來的回憶中，這些時刻將象香料一樣，給所有記憶的形象增添無窮蠱魅。沒有這些香料，任何愛情隻是一幅素描，缺少一份巨大的、完整的魔祟。”《海豔》中無名氏對“性愛”之美作了極致式的詩化渲染，將其稱之為歡樂的最高峰，“瘋狂歡樂的永生”，“全部生物進化史今夜盤獻出最偉大、最豪華的展覽”。《海豔》的主題也是表現人間所能得到的愛和美的極致，而《金色的蛇夜》則寫的是人間墮落、頹廢的極致，一種絕對的虛無主義。“地獄之花”——薩卡羅信奉的是及時行樂的享樂主義人生觀，她是蔑視愛情的，她對印蒂作了這樣的聲明：“朋友，你記住一樣，千萬不要傻頭傻腦的戀愛，這是我們之間唯一的‘塔布’，戀愛是泥腿子、中學生、小孩子的事，不是你我的事，你知道嗎！我沒有工夫和你戀愛，男女的事應該像賣電影票和搭汽車一樣，越簡單越好，越省事越好，我是女人，我也是人。有時候我不討厭你的肉體，你也歡喜我的，這就夠了。”不止於此，薩卡羅還有一整套的走向極端的虛無主義哲學，這種徹底的虛無主義代表著價值崩潰、四分五裂的一個時代，正像她自己所說：“一個時代不死，我是不會死的，一個時代沒有爛完，我是不會爛完的。”而印蒂走出薩卡羅的“黑暗本體論”的過程也就是走出虛無主義的過程。這是印蒂求索生命真理的一個必經階段，因為他相信：“隻有經過最深悲哀的人，才是最完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