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浪漫派”文學與“時代”的獨具特色的對回應和對話中，彰顯出了現代性文化所存在的一些典型問題：首先它是一個超越主客體的對立，拓展人的生存的精神空間、提升人的生存境界的問題。“現代性”文化是一種主客體對立的一維性文化，它把存在看作存在物，把人與世界的關係變成一種對立、征服的關係，由此導致的一種功利化的技術統治趨勢，造成人的生存的精神空間的狹窄、萎縮。“新浪漫派”文學的一個突出特點就在於它力圖超越此現實功利性的人生境界，拓展人的生存的精神空間。像徐訏的“接近上帝胸懷的愛”、無名氏的“宇宙萬物一體之仁”，其意就在於此。唐君毅曾如此闡釋這種精神空間的拓展對於人的意義：“人可以不知道天地之全部內容是什麼，但是人可以知道天地是比我更大的。人可以不知道生民與眾生是什麼，但是人可以知道生民是我以外之無數有心靈精神之存在，眾生是我以外無數的有血肉有生命之存在。人可以不知道聖賢與佛是什麼，但人可以知道，他是比我現實之人格更完善的人格。人可以不知道上帝是什麼，但是人可以知道，上帝是超越我之心靈精神的一更大的心靈與精神之實體所有這些大話，都至少有同一的作用，即使我們由感到天地、生民、眾生、聖賢、佛、上帝之超越於我們自己，而自知我們原先狹小的自我之限製；同時即在我們自知自己之限製處，啟見一無限之世界與理想，在我們之前，並要我們去擔負對此無限之世界與理想之責任。此責任感，又立刻把我們自狹小的現實自我，自內部撐開，而拓展我們自己之精神空間。”這種精神空間的開拓的意義，也就在於使人從“現代性”文化中的那種致命的自負中走出，重新去思考存在問題，重新思考人與宇宙、人與人的關係。
其次，走出了這種人類中心主義的主體性的自限的人，就會意識到世界與人的一種本源性關係，意識到世界是人的一部分，存在就是在世界之中，就是與世界的共在。正如海德格爾所說“世界從來不是立於我們的麵前讓我們觀看的對象。隻要世界作為誕生和死亡、祝福和詛咒從而使我們進入存在的道路，那麼世界便從來不是相對於我們主體的對象。”現代性的主客體二元對立文化，將世界看成是一種客體化、對象化的存在，將世界當成是一種可資利用的資源，一種征服宰製的對象，由此造成的就是現代性的人的自大和對於存在的遺忘。“新浪漫派”所關注的也正是這種現代性文化所彰顯的問題，無名氏再三強調的是：“凡不先滲透宇宙把它變成自己精神背景和自己生命一部分的人，就不能最永恒、最絕對的容納全人類。”（《創世紀大菩提》）他的《無名書》透視時代的獨特之處就在於它的一種滲透了宇宙意識的“界外視角”。而徐的審視時代的亂世悲憫之心，也正來自於這種心事浩茫、廣袤無際的存在之愛。馮至詩雲：“給我狹小的心，以一個大的宇宙”、陳寅恪講“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其意也都在於此。都是在強調一種高出於時代的超邁眼光，一種天人相通、廣大深遠的人文關懷。無名氏的《無名書》的後幾卷寫於50年代末60年代初，這是一個人類的科技高度發達，已經製造出足以把人類從地球上連根拔起的“核武器”的時代，也是一個世界範圍內的“冷戰”方熾，人類把意識形態歧見看得比太陽係的存在還要重要的時代。明乎此之後，無名氏寫《無名書》時那種憂心如焚的良苦用心，也就毋庸多言了。文學是無法改變現實的，所以作家和讀者對此都不可抱“救世主義”的期待，但文學畢竟有開啟人的心智，使人類世界變得更美好的“淑世主義”的功用，《無名書》的意義也正在於此。
再次，我們對“新浪漫派”文學進行解讀的過程，也就是我們試圖解開20世紀文學回望視野中的一個個曆史硬結的過程。“現代性”的二元對立的非此即彼邏輯，以一種絕對的、武斷的方式來處理文學和曆史，由此造成的是一種高度的簡化，曆史和文學的複雜性、豐富性在這種功利性的縮減過程中喪失殆盡；而且它對一切問題都作了一種簡單化的解決，由此構成了一種一維化的曆史、觀念化的曆史。筆者的基本思路就是從“時代”的一係列的二元對立中，來重新把握文學史的豐富性、複雜性、原生性，並力圖超越時代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重新估定其在文學史上各自的價值和意義。像本書涉及的思想史上的“中國問題”和“人生問題”的對立以及文學審美觀念上的夜與晝的對立、雅與俗的對立、輕逸與沉重的對立等等，都是20世紀文化、文學史上值得重視，並需要進行深入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