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1954年10月18日，這是一個陽光燦爛的好日子。
這天早晨十點多鍾，我出生於駐紮在北京東郊高碑店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留守處的一所部隊醫院裏。按照現在的說法，“1954年10月18”這組數字的讀音可以諧音為“依舊我思念，要動越要發”，這樣解釋並如此理解起來，1954年10月18日，這真的是一個吉祥如意的好日子。算命先生批一輩子八字，恐怕也不大容易遇得上幾個如此排列的生辰八字。我查了查資料，“曆史上的今天”確實沒有發生過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情，但是，這一天對我來說，卻是極其重要的。想當然， 19541018這樣一組數字後來被排列在我的身份證號碼當中，這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我的一生，就從這個日子開始。
我後來所經曆的一切，都發端於這組數字並不斷發生著。
二
1954年，新中國誕生後的第五個年頭，960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上到處都洋溢著幸福而豪邁的歌聲：“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啊，地上開紅花……”
紅太陽光芒萬丈，照耀中華大地燦爛輝煌。新中國晴空萬裏，風調雨順，生機勃勃。
那時候的中國人，純真質樸，勤勞勇敢，神清氣朗，朝氣蓬勃，充滿活力，對未來的美好前景寄予無限希望。五千年的中國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開明盛世。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結束，更是使得中華民族揚眉吐氣，豪情萬丈，神采飛揚。
這一年的10月1日，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了開國大典後的又一次盛大閱兵式。
國慶閱兵總指揮部由華北軍區為主組成，華北軍區兼京津衛戍區副司令員楊成武奉命擔任國慶閱兵總指揮，負責統一指揮地麵受閱部隊；空軍司令部組成空軍閱兵指揮機構負責指揮航空兵受閱部隊。閱兵總指揮部從全軍60個單位抽調了10384名官兵編成受閱部隊。彭德懷從朝鮮戰場歸國後，就任首任國防部長，由楊成武陪同，他乘敞篷汽車檢閱部隊，並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命令》。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及黨和國家其他領導人登上天安門城樓。陸海空三軍部隊舉行了閱兵分列式。解放軍一萬多名官兵邁著堅定的步伐，由東向西依次走過廣場，接受祖國和人民的檢閱。整個閱兵曆時63分鍾。
閱兵後第18天，我在天安門廣場東邊三十多公裏處的那個叫做高碑店的地方呱呱落地。
我出生的時候，我的父親25歲。那時候，他正在駐紮高碑店的解放軍某部後勤部獨立工兵營留守處做供給排長。因此，父親有幸為閱兵部隊做了一些後勤供給物資保障工作。遺憾的是，他沒有被編入閱兵分列式方隊走過天安門廣場。父親說，那年，“我們那支部隊剛從朝鮮回來，沒趕上（閱兵）”。父親還說，當年，分列式方隊中有一位士兵在閱兵列隊走過廣場時“幾乎暈倒”了，這位幾乎暈倒的士兵左右兩旁的那兩個戰士隨機應變，架著這個士兵的胳膊正步走過了廣場，這兩個戰士因此而“都立了個二等功”。對父親來說，他既不“文學”也不“創作”，大概沒有編故事的必要。隻是1984年國慶三十周年鄧小平大閱兵的電視實況轉播讓他有了興趣，隨口一說而已。上麵這段文字引號中的話都是他的原話。父親閑聊時那濃鬱的山西口音，我至今記憶猶新。我相信父親說的這是真事。
然而對我來說，卻可以借機演繹一番，弄它一篇小說出來。倘若采用這個素材，將父親演繹為那個暈倒了的士兵，或者演繹為兩個隨機應變的戰士之一，推演下去，想必會出現很曲折很精彩很有意思的故事情節。但想了想，覺得我還是不能那樣做，畢竟，我想寫的是一部紀實作品，而非一部虛構小說，因此，我必須竭盡全力保證這部作品的真實性。
父親後來對我說，抗美援朝戰爭那幾年，他所屬的部隊開赴朝鮮前線作戰，他卻被分配到部隊留守處做後勤補給工作，主要的任務是看守營房並轉運軍用物資，於是，便沒有去朝鮮打過仗，最遠隻是將大批的戰爭物資押運到鴨綠江邊而已。朝鮮戰爭期間，他們那支部隊在第五次戰役時遇到了一場惡仗，部隊幾乎打光了，建製都不全了。1954年，誌願軍陸續大批撤回祖國的時候，他們那支部隊隻有700多名幸存的官兵返回了祖國。剩餘的部隊回到留守處後，全體修整了很長一段時間。經過了一年多的整頓，配備了幹部，擴充了人馬，重新成為一支兵強馬壯的隊伍。後來，這支部隊長期駐防京津一帶。
少年時代聽父親講抗美援朝戰爭的故事，隻能與《英雄兒女》、《奇襲》、《打擊侵略者》這類電影聯係起來展開想象，其實並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情。成年後，書讀得多了，讀到了有關朝鮮戰爭的曆史記載，這才發現父親當年講的故事很可能就是抗美援朝戰爭史上著名的“鐵原阻擊戰”，而非編造的傳奇故事。父親講故事在前，我讀曆史記載於後，兩相印證，確鑿無疑：鐵原之役，確有其事；父親的經曆，也非虛構。毋庸諱言，在父親的年代，類似“鐵原阻擊戰”這樣的我軍遭受重大創傷的戰例，一定都被封存在絕密檔案中，是不可能見諸報刊書籍的。因此，父親也不可能讀了書看了報之後再來“說書”講故事，而隻能是講述個人“親曆”，“回憶”自己的過去。
父親講這些故事的時候我還是個少年，並不很在意這些故事的真實性和準確性，隻當是聽故事而已。當我想進一步搞清楚這些故事的來龍去脈的時候，父親卻去世了，我已經來不及詳細地詢問他究竟曾在哪支部隊中服役。然而，父親去世後，他所在單位人事部門草擬的關於父親生平的“簡曆”中，提到他曾在“23兵團188師任班長、排長”等職務。那麼，父親生前提到的這支部隊很可能就是在朝鮮血戰鐵原的63軍188師。
居然，我與一支血戰鐵原的英雄部隊有著某種邏輯關係，甚至是可能的血肉聯係。因此，我將63軍履曆排列在這部書稿《引子》的位置，便不是一個沒有意義的無謂舉動了。雖然這樣做，不免給人一種抬高自己身價，炫耀出生血統的嫌疑。但我想，我已經接近天命之年，大半輩子都快過去了，即便是出生在將軍家庭甚至是元帥家裏，這點家庭出生的人生資本，也沒有什麼可以憑借的實際意義和以資借鑒的實際作用了。我之所以將63軍188師與自己扯上某種聯係，不過是為了畫餅充饑，望梅止渴，望洋興歎，忘乎所以地進入一種望斷南飛雁的文學寫作的浮想聯翩和屈指行程二萬的精神激勵的曆史氛圍罷了。
那時候，父親身材高大，體格魁梧，相貌堂堂，風華正茂，看上去是一個前途無量的青年軍官。雖然他當時的官銜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排級幹部，卻帶著三十多名士兵，守護著這座軍營空蕩蕩的營房，管理著這個相當於一個兵站的留守處的一切後勤事宜。因而，盡管我父親的官職很小，1955年解放軍授軍銜時，他得到的也不過是一副一杠一花的少尉肩章，但那時候，他作為這個留守處的供給排長，知道他的人應該為數不少，想必有著比較大的軍內影響。我出生的那所部隊醫院，就駐紮在父親所屬部隊在高碑店地區的營房裏。
2007年11月，我去北京出席中國散文學會舉辦的一個論壇活動，去朝陽路高碑店地區辦事情，卻無意中發現，朝陽路高碑店地區興隆街口上居然有一所醫院，醫院大樓頂上赫然矗立著“民航總醫院”巨大的霓虹燈招牌。那一刻，我心裏忽然“咯噔”一下子有了動靜，隨即大驚失色。——高碑店！——醫院！當這樣兩個概念聯係在一起的時候，我忽然想到：難道，這所醫院的前身就是當年的那所部隊野戰醫院嗎？那麼，我居然找到了自己的出生地了嗎？命運在冥冥之中，又將我給引導到這裏來觀光，來尋訪我的出生地了嗎？這真是令人難以置信。當然，這隻能是想象和推理猜測了。想要確切地搞清楚“民航總醫院”與野戰醫院的關係，或者是否有什麼關係，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憑我個人之力去了解考證“民航總醫院”的前身和曆史，那是很困難的。這不但是很難做到的，而且如宋丹丹在小品裏用東北話所說，那是“相當”的困難。然而，一般來說，像醫院這種機構的選址，在解放初期確定後，大都不會輕易“挪窩”，幾十年來也就是修修補補不斷擴建完善而已，整體的搬遷是一個浩大的工程，很少采用。單位的招牌可以更換，但一塊地盤用作醫院的地址，一般來說是不會變的。那麼，“民航總醫院”作為一所醫院佇立在那裏，也應該有五六十年了吧。那麼，它的前身是一所野戰醫院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的這個猜測，說不定是有一定道理的。倘若這個猜測成立，那真是“八千裏路雲和月”不可思議的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