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李景端退休了，不斷有人約他合做生意，他一概謝絕。他說名利對他已經沒有吸引力了，隻想盡點餘力，能為翻譯出版事業做點實事。他長年同譯者打交道，深感譯書之艱辛，但遇到譯作被抄襲、剽竊時，肯用法律去追究的人卻很少。他覺得，文人這種怕麻煩、息事寧人的態度，隻會縱容和助長侵權現象的蔓延。於是2001年，他主動作為代理人，替季羨林等15位翻譯家打贏了一場維權官司，獲賠三十多萬元。這個行動，對於加強譯界的維權意識，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從多年的工作實踐中，他看到當前翻譯工作在認識上和現實中都存在不少問題，例如：翻譯人員的作用和地位不被重視；翻譯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機製嚴重滯後；對翻譯圖書的侵權行為打擊不力；不少翻譯作品質量明顯下降，有些甚至粗製濫造；翻譯領域的法規不健全，等等。為此，他一方麵寫文章為翻譯工作“叫喊”，先後在報刊發表了《外國文學出版要治散治濫》、《翻譯也要打假》、《呼喚職業翻譯家》、《透視劣質翻譯症結》、《把脈劣質翻譯症狀》、《治理劣質翻譯的遠景處方》等四十多篇，呼籲重視翻譯工作，改進翻譯教學，加強翻譯出版管理，規範翻譯市場；另一方麵又主動提供材料，幫助梅紹武等多位全國政協委員，提交全麵加強翻譯工作領導的提案。接著又協助《光明日報》以“構建與世界通道”為題，針對翻譯質量下降的現狀及原因，開展長達半年的係列討論；為此，還發起和聯絡季羨林、楊憲益等12位學者，公開發表倡議書。
李景端還十分關心出版學術研究和出版改革。他在擔任全國外國文學出版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任內，承辦了六屆“全國優秀外國文學圖書獎”的評選工作，每年都組織行業的業務交流，前年更組織了跨行業的“出版決策與選題策劃論壇”，受到業內人士的好評。此外，他還發表了《出版擦邊球種種》、《出版改革的幾點遐想》、《強化成本觀念，建設節約型出版》、《重複出版名人舊作不可取》、《學術評論切忌“扣帽子”》等三十多篇出版論文和雜文，針對性強，言之有物，充分顯示了一位有眼光的出版家之事業責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