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潔若
李景端50年代初先是在上海交通大學讀運輸管理係，後又考進清華大學經濟係，因院係調整最後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外貿係。“文革”前一直在政府機關做經濟管理工作，“文革”後進入江蘇出版界，受命創辦《譯林》外國文學期刊。他自稱，當時他對外國文學專業知識基本空白，在翻譯界也不認識什麼人，辦刊的困難無疑是相當大的。但是，在李景端身上有股不畏難、不服輸的勁兒，他認準的事，就一定要去辦。
首先要明確《譯林》辦刊方針如何定位。改革開放初期，許多人依然“心有餘悸”，有人主張還是譯介有定論的外國古典名著比較保險，但李景端認為，就像隻讀《紅樓夢》無法認識今日的中國一樣，隻介紹莎士比亞、巴爾紮克，同樣不能了解今天的外國。於是，他決定《譯林》要以介紹外國當代作品為主，特別要選登能生動反映西方當今社會現實的流行小說。《譯林》創刊號選登了英國著名偵探小說《尼羅河上的慘案》，果然大受讀者歡迎，發行60萬冊還不夠賣，但也惹出了一場大風波。外國文學界一位著名權威給中央一位領導寫信，對《譯林》刊登克裏斯蒂的偵探小說，提出極其嚴厲的批評，當時此事都驚動了中宣部以及胡耀邦同誌。後來的事態發展表明，《譯林》的辦刊方針得到了各方的肯定。李景端不走老路、敢為人先的思想，可謂一開始就嶄露頭角。
自己不是學外國文學的怎麼辦？李景端的辦法就是虛心找專家，大膽用新人。他從報上得知戈寶權是江蘇人，就主動給戈老去信，請求對家鄉的翻譯刊物給予支持，果然得到戈寶權的熱心支持。隨後又設法請到了錢鍾書、楊絳、蕭乾、卞之琳、葉君健、馮亦代、王佐良等二十多位國內譯界一流的學者給《譯林》當編委，在專業學術上經常向專家請教。與此同時，他又不拘一格大膽采用年輕譯者的譯作，把辦好刊物與發現和培養人材結合起來。當今中國譯協副會長張柏然，上海外國語大學副校長譚晶華等譯界專家，當年都得益於《譯林》的扶植而在譯壇成名。為廣泛收集外文書報，李景端也是敢想敢幹，除主動向各涉外單位查借以外，連外賓棄留在南京各賓館的書報也被他收集來用了。
經過二十多年的耕耘，《譯林》已成為我國發行量最大的外國文化類刊物，先後榮獲“國家期刊獎”提名獎和“國家期刊獎”。這個成績當然是全體譯林人創造的，但是它無疑與創辦人李景端的思想開放和敢為人先的精神分不開。
李景端並不滿足於辦《譯林》雜誌的成功。1988年，在國家已基本停止批準新建出版社的情況下，他經過頑強努力，又在《譯林》雜誌的基礎上創建了譯林出版社。建社初期條件十分困難，全社隻有17人，批準的專業分工又隻限於出版外文和翻譯書，全社頭一年的利潤僅有4.8萬元。那正是西方低級庸俗小說充斥市場之時，李景端沒有去跟這股風，而是選擇優秀譯者，精心更新外國文學名著的譯本，幾年下來，譯林版世界文學名著的市場占有率不斷上升，並以品種全、譯本好而成為受讀者歡迎的翻譯書品牌。
李景端辦事向來追求完美，總喜歡去做別人沒做過的事。在更新名著譯本的同時，他又把目光投向填補我國文學翻譯領域的空白。他先是組織多人，合作翻譯出版了現代意識流名著、法國普魯斯特七卷本的《追憶似水年華》，獲得很好效果，不僅多次再版，還連獲江蘇省和全國文學大獎。接著他又決定組譯西方意識流小說開山之作《尤利西斯》，這是愛爾蘭著名作家喬伊斯的代表作，因文字極為難懂有“天書”之稱。李景端曾遍找錢鍾書、葉君健、馮亦代、董樂山等譯界名家約譯此書，均遭謝絕，組稿遇到極大困難。但李景端沒有氣餒，1990年8月，他找到蕭乾和我，經過他的苦心勸說，終於把我倆說動了心，把翻譯《尤利西斯》的任務承擔下來。1994年10月蕭乾與我合譯的《尤利西斯》全譯本出版了，李景端又同我們倆密切合作，寫宣傳文章，出《尤利西斯導讀》，組織簽名售書，在北京舉辦“喬伊斯與《尤利西斯》國際研討會”。通過這一係列的活動，在當時文壇形成了一股《尤利西斯》熱。譯林版《尤利西斯》銷量達到15萬冊，還榮獲了“全國優秀外國文學圖書獎”一等獎和“國家圖書獎”的提名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