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譯德昭世人——讀《冰心譯文集》自序
冰心先生住院後已很長時間謝絕約稿了，但就在香港回歸前夕，她在病榻之旁特意為她的譯文集出版寫了一篇短序，全文如下：
譯林出版社李景端教授要出版我的譯文全集，我十分感謝。這本《譯文集》的編選工作，我請我的二女婿陳恕來做。
1923年我在美國念研究生的時候，我碩士論文的題目是《李易安女士詞的翻譯和編輯》，論文中李易安（李清照）的25首詞就是我最早的中譯英習作。我從英文譯成中文的第一本著作是紀伯倫的詩集《先知》。這本書是我在1927年冬在一位美國朋友處讀到的，那滿含著東方氣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麗的文詞，給了我深刻的印象。後來我又把它重讀了一遍，覺得實在有翻譯價值，於是我著手翻譯了。這本譯著從1930年4月18日起，陸續在天津《益世報》文學副刊上連載，後來因副刊半途停辦而中斷。該書於1931年9月由上海《新月社》出版。我翻譯的紀伯倫的另一部詩集是《沙與沫》，部分譯文先刊載在1961年1月號《世界文學》上，1982年7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將我以前譯的《先知》和《沙與沫》合集出版。1950年我應人民文學出版社之約，還翻譯了印度詩人泰戈爾的詩集《吉檀迦利：獻歌》和《園丁集》。這些著作都是作者用英文寫的，而不是經過別人翻譯成英語的，這樣我才有把握了解作者的原意，從而譯起來在“信”字上，我自己可以負責，我從來不敢重譯。我翻譯的作品大部分是我喜歡的，我最喜歡泰戈爾的散文詩集《吉檀迦利》，這本詩和《先知》有異曲同工之妙，充滿了詩情畫意。泰戈爾的《飛鳥集》對我早期的詩歌創作就產生過影響。除了這兩位作家的作品外，我還翻譯了一些其他的詩文，也有是重譯的，那是給我的任務。我隻好從英文中譯過來，但我也盡了努力。
我翻譯的其他作品有尼泊爾國王馬亨德拉的詩抄，馬耳他總統布蒂吉格的詩集《燃燈者》等。我想這些翻譯作品都起到了促進國際文化交流，增進各國人民友好的作用。我希望青少年們，好好地學習本國語言，再好好地學習一兩種外國語言，把促進中外交流的翻譯工作擔負起來。
冰心
1997年6月香港回歸前夕於北京醫院
捧讀冰心先生最新寫的這篇短文，不禁為她那種崇高的譯德而肅然起敬。從數量講，她的譯作也許不算很多，但是凝聚在她譯作中的那種嚴肅態度和嚴謹學風，卻是足以昭示世人的豐富的翻譯財富。聯係當前譯壇上一些令人憂慮的現象，冰心先生的這篇短文，至少可以給我們如下的啟示：
啟示之一，要翻譯就必須是有價值的。冰心先生搞翻譯，非常重視它有無翻譯價值。就連對待紀伯倫這樣的名家，她也不是不做了解拿來就譯，而是先讀一遍有了“深刻印象”，後來又“重讀了一遍”，直到“覺得實在有翻譯價值”，這才“著手翻譯”。相比之下，時下譯界有些人，或出於利益的驅動，或為了“評職稱”的需要，隻要能發表或出版，極少甚至根本不考慮所譯的是否確有價值。在我國加入世界版權公約以前，有一陣許多格調低下，甚至宣揚暴力和色情的外國小說充斥街頭書攤，就是某些譯者淡忘了翻譯價值觀的一種表現。直至今日，對外來文化不重視鑒別，造成翻譯選材不當的事例仍時有所見。冰心先生強調有價值的才去譯，這一點理應成為譯界的一項共識。
啟示之二，要翻譯就必須對譯文負責。翻譯讀物有個特點，就是它麵對的不少是不大懂外文又看不到原版外文書的讀者，這就使譯者的某些錯譯、漏譯無形中免受到追究。在這種情況下，對譯文是精益求精還是粗製濫造，在很大程度上就取決於譯者的翻譯態度，也就是要看他譯德的高低。在這一點上冰心先生為我們樹立了一個良好的榜樣。以前有的人誤解，以為冰心先生譯的泰戈爾的詩，是經人由印地語轉譯成英語再譯成漢語的。這次冰心先生說明，“都是作者用英文寫的、而不是經過別人翻譯成英語的”，而且進一步強調，她是在“有把握了解作者的原意”之後才譯起來的。再看坊間一些粗劣的譯品，不僅談不上“有把握了解作者的原意”，而且主觀編造，不懂就跳譯，不求甚解，憑自己想當然，甚至抄襲他人等等，有的譯者連真名都不敢公布，胡亂取個筆名叫你查都沒處查。冰心先生在短文中公開宣布：“在‘信’字上，我自己可以負責。”這不僅是一種自信，更是對譯德的自重。但願所有的譯者，都能做到對自己的譯文負責。
啟示之三，要翻譯應盡量譯自己熟悉的。冰心先生是早年留美碩士，她的中英文造詣自當毋庸置疑。盡管如此，她仍然十分慎重地表示：“我從來不敢重譯。我翻譯的作品大部分是我喜歡的。”所謂喜歡，實際上就是熟悉，就是對作品的深入了解。有了這種“喜歡”和熟悉，才能較好地取得翻譯的自由，譯作的質量才有保證。與此對照，有些人以為學了一點外語，手捧一本詞典就能搞翻譯，而且不論政經、文學乃至科技，什麼都能譯。因為既不熟悉，又未必喜歡，結果譯出來難免大走樣。時下世界名著重複出版愈演愈烈，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對待“重譯”的態度太輕率了。才如冰心先生，尚且“從來不敢重譯”，如此嚴肅的治學精神，無疑應該大力提倡才是。
冰心先生在文末對青少年提出了希望，其實這些語重心長的話，絕不是僅僅對青少年有意義。
讀蕭乾《有感》的有感
蕭乾先生1996年8月7日在《文彙報》上發表《〈尤利西斯〉第三種譯本行將問世有感》一文，文中強調了“譯書並無專利，同行也非冤家”的見解，讀後深有同感。嚴複早就講過“譯事難”，不管是按“信、達、雅”的標準，還是按“形似、神似”乃至其他什麼標準，要真正做到，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特別是對號稱“天書”這麼難譯的《尤利西斯》，允許、甚至鼓勵翻譯家按不同的方式去“破譯”，通過實踐和比較，以求得兩種文字較完滿的轉換，這更顯得十分必要。這裏我不禁想起了1991年我曾試圖勸說錢鍾書先生來譯《尤利西斯》，並打趣地對他說：“葉君健說，中國隻有錢鍾書能譯《尤利西斯》，因為漢字不夠用，錢鍾書能邊譯邊造漢字。”對此，錢先生給我寫了以下的回信：
來函奉到，愚夫婦極感愧。老病之身，乏善足述。承葉君健同誌抬舉，我惶恐萬分。《尤利西斯》是不能用通常所謂“翻譯”來譯的。假如我三四十歲，也許還可能（不很可能）不自量力，做些嚐試；現在八十衰翁，再來自尋煩惱討苦吃，那就仿佛別開生麵的自殺了。
德譯《尤利西斯》被認為最好，我十年前曾承西德朋友送一本，我略翻一下，但因我德語不精通，許多語言上的“等價交換”，領略不來，就送給人了。金同誌曾翻譯一些章節，承他送給我，並說他是最早漢譯《尤利西斯》的人；我一時虛榮心，忍不住告訴他我在《管錐編》早已“洋為中用”，把《尤利西斯》的一節來解釋《史記》的一句了！告博一笑。
仔細回味錢先生的這封信，再聯係蕭乾的那篇《有感》，使我產生了這樣三點聯想：
其一，攀登科學和藝術的高峰，必須要有作犧牲的決心。《尤利西斯》問世後七十多年一直沒有中文全譯本，太難譯無疑是重要原因之一。錢先生信中把譯此書戲稱“別開生麵的自殺”，這當然是錢先生的一種幽默，但當時我找過英語界專家王佐良、周玨良等人約譯此書均被謝絕卻是事實。正是在這種情況之下，也算是“八十衰翁”的蕭乾及其夫人文潔若，敢於“自尋煩惱討苦吃”，把翻譯《尤利西斯》全譯本的任務擔當了下來。是圖名嗎？蕭乾的名聲夠大了；是圖利嗎？蕭乾夫婦一開始就決定，把翻譯稿費捐贈給上海文史館。冰心先生曾風趣地稱讚說：“蕭乾晚年很會消遣，居然消遣出一部了不起的《尤利西斯》！”我最清楚那幾年蕭乾夫婦是怎樣“消遣”的：每早5時就動筆，一天起碼幹10小時以上；謝絕了所有別的約稿，把“老命”全給了喬伊斯；4年中做了6萬多張卡片，為全書附了近6萬條、約10萬字的注釋；先後向愛爾蘭使館、英國朋友、金陵神學院、天文台以及季羨林、楊憲益、金克木等上百個單位和個人，請教了曆史典故、怪字、土語、梵文、醫學、宗教等多方麵的疑難問題一千多處……正是靠著這種作犧牲的精神，才終於攻下了譯壇中的這個堡壘。盡管如此，蕭乾在《有感》中依然強調“譯書並無專利”，希望能有更好的譯本超過自己。這種為攀高峰甘於作犧牲、又謙遜地歡迎後人超過自己的精神，無疑是值得大力提倡的。
其二，文藝評論要注意“通常”與“特殊”的區別，對文學翻譯的評論，尤其要這樣。前一陣，對《尤利西斯》的兩個中譯本，見仁見智，有不同的評論，這是很正常的。現在覺得錢先生提出的、不能用“通常的翻譯”來譯《尤利西斯》這個見解非常重要。對特殊的作品，就必須盡量用符合作品本身特殊性的分析方法去觀察，並由此得出相應的邏輯判斷，這樣問題才看得準。蕭乾在《有感》中說，《尤利西斯》不是一本平常的書，有些地方專家也不敢斬釘截鐵做出解釋。對此，我覺得如果按“通常的翻譯”，隻去求文字的對應，恐怕未必能真正傳達出原意；若簡單地以這樣的觀點去評論一部特殊的譯作，恐怕也難抓到真正的要害。試舉一例：Maximum the second這一句，按“通常的”譯法，譯為“頂多一秒鍾”似乎沒錯，但在喬伊斯的筆下，就要根據遣詞的背景，上下文的烘托，采取“非通常”的取義。蕭乾把它譯為“馬克西穆姆二世”（馬名），我看它與前後意思比較吻合，這正顯示了蕭乾獨到的翻譯眼力。為了體現百家爭鳴，對類似上述不同譯法，應該允許並存，不要匆忙下結論誰對誰錯，因為文學翻譯畢竟不同於數學，對特殊的作品，確實要有“非通常”的翻譯。
其三，為“同行也非冤家”叫好。多年來文學翻譯評論比較少見，原因之一似乎在於缺乏一種平和的批評氛圍，說好話的都愛聽，批評幾句就不自在；有的自信心太強，容不得別人指出自己的不當；當然也難免有個別的帶一點個人意氣。總之，翻譯也同創作一樣，它的譯作無疑要受到譯者的知識水平和審美情趣的影響，優劣得失是客觀的存在，隻有通過健康的翻譯評論，以及翻譯出版法製的完善，文學翻譯事業才會進一步走向繁榮。蕭乾在《有感》中呼籲翻譯界“同行也非冤家”，應該成為譯界同仁的共識，以便共同攜手去攀登譯壇更有價值的高峰。
聽季羨林談翻譯
季羨林先生當選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名譽會長之後，我曾去函就翻譯工作中的某些問題向季老請教，季老在醫院中認真做了答複。現將兩人對話的內容，摘要予以刊登。
數量膨脹缺乏質量的“翻譯大國”不值得追求
李景端：聽說您當選中國譯協名譽會長，我倒無意專誠祝賀。因為我知道，這對您來說，不是一種光環，而是一種責任，更是對翻譯工作健康發展的一種期盼。首先想請教一個問題，見報載，說我國現在已是“翻譯大國”，但還不是“翻譯強國”，對這種評語，不知您有什麼看法？
季羨林：我確實是為了更好地提意見，才接受當中國譯協名譽會長的。我對翻譯工作確實懷有很深的感情，真心希望它受到重視，並得到健康、協調的發展。至於翻譯大國、強國問題，我認為翻譯是精神產品，它不同於物質產品，不能隻追求數量。你翻譯的數量再多，你成了翻譯大國，但如果你翻譯的東西中，有不少是不需要的，甚至是垃圾，那這樣的“翻譯大國”又有什麼意義。搞翻譯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溝通中外文化的需要。毛澤東講“洋為中用”，我很讚成，我們需要的，是能為中所用的翻譯，而不是“什麼賺錢就譯什麼”那種唯利是圖的翻譯。假如靠後者數量的膨脹而形成的“翻譯大國”，我看並不值得追求。至於強不強，似乎也不必作為我們翻譯工作的一種目標。什麼是“翻譯強國”的標準？怎麼定，誰來評，都說不準。依我看，能把外國好的東西及時翻譯介紹過來就很好了，沒必要去比誰強誰弱。
提高翻譯質量一要譯者知識麵廣二要出版社把關嚴
李景端：近幾年對翻譯質量下降的報道時常可見，對此，您是怎麼看的？
季羨林：這些年我看譯著較少，更未去研究，不一定看得準。但總體感覺，至少從文學翻譯來講，雖存在粗製濫造低劣之作，但也確有質量上乘的。我擔任過好多屆“國家圖書獎”文學組的評委，每屆都有不少優秀譯著參評，有些還得了大獎，像有些名家名著，經過修訂後的新譯本，其質量顯然比舊譯本好多了，所以不能籠統講現在翻譯質量全下降了。當然，下降的確實有，而且也不僅出現在文學翻譯領域，在其他領域，包括中譯外，錯譯現象還相當多，有的還蠻嚴重，所以必須引起重視。
李景端：依您看，當前有些翻譯質量下降，問題主要出在哪裏？
季羨林：原因很複雜，這裏有譯者基本功問題，翻譯職業道德問題，翻譯批評缺位問題，以及出版社疏於把關問題等等。我隻想特別強調兩點：一是譯者的知識麵一定要廣。現在的年輕人學外文的條件比過去好，他們理解外文的能力並不差，最不足的就是知識麵不廣，還包括中文功底薄弱，以致不注意或不善於根據不同的翻譯對象來設計和調整自己的譯筆。我這是從學術層麵來講的，那種因不講譯德，有意粗製濫造的當然不在此列。二是出版社務必嚴於把關。過去老“商務”、老“人文”出翻譯書都有嚴格把關的好傳統，這一關是不能削弱的。可惜現在不少出版社都放鬆了，有的社根本沒有外文編輯，放棄了譯文質量把關，又缺乏必要的翻譯質量檢查製度。所以這個問題必須有關部門合力綜合治理才能奏效。
李景端：評判翻譯質量優劣，勢必涉及如何看待翻譯的標準。去年報紙上就《堂吉訶德》中的某些翻譯處理，曾引發一些爭論。不知您對翻譯標準問題有什麼見解？
季羨林：我沒有深入研究過翻譯理論，憑我自己的經驗，不同門類的翻譯有不同的要求。有的需要嚴格對應，有的無需或很難對應，能達意也行，所以翻譯很難有統一的標準。即使是嚴複的“信達雅”，或者後人新提出的，那也不能算是翻譯標準，隻是對翻譯的一種要求，一種期盼。特別是文學翻譯，涉及對作者、作品、背景等不同的理解，更應該允許有不同的詮釋和不同的表述；當然，這些都要求建立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之上，而不是譯者隨心所欲。
再次呼籲設立“國家翻譯獎”
李景端：有人說，現在少見像傅雷、朱生豪、汝龍那樣一批很知名的翻譯家，這與我們現在翻譯人才的培養機製有關，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季羨林：我認為，我們現在翻譯隊伍總體的素質並不低，否則怎麼可能出現這麼多這麼廣的翻譯成果。當然還有不足，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培養翻譯專業隊伍重視不夠，二是翻譯的專業訓練還嫌薄弱。以前上海有一批專以翻譯為職業的翻譯家，對推動文學翻譯事業起了不小的作用。現在搞文學翻譯，好像都變成業餘的了。翻譯是一門學科，有它自身的規律。文明的社會，開放的國家，需要職業翻譯家。翻譯應該成為社會需要、受人尊重的一項職業，所以，要加強翻譯專業隊伍的建設。其次，現在大學裏隻把翻譯當作學外文的一種附屬，好像學了外文就自然會搞翻譯了。不是這樣。要從改進大學裏翻譯的教學入手，加強翻譯學科的建設，使翻譯後備隊伍能得到良好的翻譯專業訓練。我還主張，想搞翻譯的人，應該多學一兩門外語才好。
李景端：我國至今尚無國家授予的“翻譯獎”。據說，設立這個獎項存在許多困難，不知您怎麼看？
季羨林：好多年以前我就呼籲過要設立政府頒發的“翻譯獎”。這不僅因為許多國家都設有，更因為翻譯工作是跨學科、跨部門的，在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振興中華的事業中起著不可替代的橋梁作用。為了體現國家對這項重要工作的支持，盡快設立“國家翻譯獎”是非常必要的。鑒於翻譯的重要性，即使有困難，也應該加以克服。我再次呼籲，由政府某個部門牽頭，先把這項獎設立起來，再在實踐中逐步加以完善，努力為翻譯界做一件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