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的城市化進程本質上是一個資源空間配置優化的過程。通過要素在城鄉間的流動或地域上的重新劃分，城市化在總體上與浙江經濟的快速發展呈現出良性互動。民營化、工業化、國際化和市場化程度不斷加深的外部環境，對浙江城市化的發展而言，既是機遇也是挑戰。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和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在其間相輔相成。基於這樣的認知，本章的任務首先在於從理論上歸納城市化發展的一般性規律特征，然後考察浙江城市化進程的曆史背景。在此基礎之上，本章還對城市化進程中的現實基礎進行詳細論述，這些內容與後麵的專題研究是互相承接的。
一、城市化演進的理論背景
城市經濟學的理論和經驗證據表明，在城市化發展的初期，城市發展是呈分散狀態的。在城市化快速發展階段，大中城市開始迅速崛起。在國家城市化初步實現後，城市化進入質量提升時期，是一種具有以中小城市發展為表象特征，以質量優化為內容，以適應經濟與社會高速運行，人與自然、工業化與自然和諧，以人的全麵發展為目的的、可持續發展的城市化道路。
（一）城市化的動力機製
關於城市化動力，大多數學者認為城市化的動力因素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而不斷變化的，不同時代有著不同的動力結構。城市是人類第二次社會勞動大分工的產物，這就意味著農業生產力的發展是城市興起和成長的前提。在城市產生至工業革命之間漫長的曆史歲月裏，城市發展極其緩慢，僅在繁盛的大帝國內才孕育了繁華的大城市和文化古城；而工業革命的推進，大大促進了經濟的繁榮與城市的興盛，科技進步更大大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及農業由傳統的自給自足向現代化生產轉變的過程。由此，經濟繁榮、現代產業的發展及農業產業化是現代城市化過程的必要動力。
西方經典城市化理論認為，城市化的動力機製為農業現代化、工業化、第三產業。農業現代化提高農業生產力，提供充足的剩餘食品供城市居民消費，使大量的農業勞動力從土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為城市化提供了剩餘產品和人口來源，是城市化的前提條件。工業化推動現代城市化進程，規模經濟和集聚經濟促進大量人口向城市的集聚，也造就了大量新興的工業城市。1950年以來，發達國家的工業朝著自動化、標準化方向轉移，勞動密集型工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工業部門大量吸收勞動力的時代已告結束，城市發展對工業發展的依賴程度減輕。1980年以來，經濟全球化進程發展迅速，製造業的國際轉移和產業升級趨勢顯著。但從世界範圍看，工業化仍然是城市化的基本動力。第三產業主要為工業和城市提供服務。工業的發展、分工與聯係，對第三產業提出了巨大的要求；城市的擴大，為新產業的成長創造了條件。目前，在傳統的商業、餐飲業、交通等行業繁榮的同時，信息服務、谘詢、旅遊等行業發展極其迅速。在發達國家，第三產業成為工業化之後城市化發展的動力。需要強調的是，“如果取消了城市中第二產業創造的財富，第三產業將迅即枯萎”。
中國城市化動力機製一直是各城市學科的研究重點之一。1990年以來的新城市化進程引起了學者的關注，對城市化動力機製由單純的自上而下城市化經20世紀80年代的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二元城市化道路，向多元城市化動力機製的轉變進行了廣泛的討論。寧越敏從城市化的資本來源區分中國城市化動力，認為中國正處於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時期，政府、企業、個人都積極參與了經濟發展乃至城市化的進程。周一星和曹廣忠認為近20年來，城市化的推動主體由一元向多元轉變，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吸引外資和吸引內資對推進城市化發揮了極大的作用。薛鳳旋等人明確提出外資已成為珠三角經濟發展和城市化的新動力，提出對“外向型城市化”的討論。寧登認為中國城市化的動力來源取決於外生係統的輸入和內生係統的變革，形成外生城市化和內生城市化動力機製。
（二）城市化與經濟發展
城市化與經濟發展之間具有極為密切的關係。從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和城市發展的狀況來看，通常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國家，城市化水平也較高；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國家，其城市化水平也較低。可以說，經濟發展的曆史也就是城市化實現的曆史。關於城市化和經濟發展之間關係的研究以及運用城市化和經濟發展的相關數據，可借助文字、圖形、表格、數學模型等種種手段來進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錢納裏對1950—1970年101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數據與城市化水平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表明一定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與一定的生產結構、勞動力配置結構和城市化水平相對應。具體而言，人均收入超過500美元(1964年美元)時，作為一種典型情況，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占主導地位；超過700美元時，作為一種典型情況，工業中雇用的勞動力超過初級生產部門；當收入水平超過2000美元時，這些過渡過程才告結束。
另據雷諾德1979年對111個國家的抽查，得出一個國家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與人均收入之間有很強的正相關關係，人均國民收入增加，城市化水平也就隨之相應提高。例如，當人均GNP約有250美元時，城市化水平低於25%；當人均GNP達到1500美元時，城市化水平達到50%左右；當人均GNP≥5000美元時，城市化水平達到70%左右。
而美國伊利諾依州立大學學者張宏霖則研究了中國自1978年經濟改革以來城市化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並試圖運用時間序列和跨地區數據解釋全國省一級城市化的主要特征。他首先通過表格分析辨別國家城市化和經濟發展相互作用的關係，以及不同省區城市化的差異特點；然後建立了一個模型，運用時間序列數據研究城市化增長的決定因素，並判斷中國城市化的增長是否是其本身經濟快速增長的直接結果；此外，他還利用跨地區數據，分1978—1988年、1988—1998年兩個獨立時期，仔細研究了省級城市化模式，並執行特定檢驗測試同方差性和外生性的存在與否。
方程的評估結果表明經濟發展對中國城市化水平有顯著以及正向的影響，而且農村勞動力向城市工業服務業的轉移促進了城市化增長。時間序列的正值係數表明隨時間增長的城市化是由收入增長和部門轉變以外的其他因素引起的。張宏霖還建立了一個利用跨地區數據的省級城市化模型。結果表明，省級城市化增長是由該省經濟發展和產品部門結構所決定的。一省的地理狀況和曆史發展對其城市化有重要影響，但是根據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資核算的該省經濟的開放程度對城市化幾乎沒有影響。
關於城市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國內有關學者也做過實證研究。通過對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指標進行統計分析，周一星得出的結論是：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與城市化水平之間存在著對數曲線相關，即
Y=40.55logX-74.96
式中：Y為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即通常所說的城市化水平；X為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單位為美元/人。
公式說明，城市化水平隨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而提高，但提高的速度又隨國民生產總值的增加趨緩。進一步分析，這一曲線可以分為三段：對於發達國家來說（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大於5000美元），已進入郊區城市化、逆城市化階段，因此用城市人口比例表示的城市化水平與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之間的關係不存在顯著的相關；對於中等收入國家來說（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1000~5000美元），由於處於經濟起飛階段，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與城市化水平之間的相關性最高；對於低收入國家來說（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低於1000美元），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絕對差異不大，但是所對應的城市化水平差異很大。
在我國，具有實際意義的城市化進程是從改革開放以後開始的。在此之前，城市化雖有緩慢進展，但一方麵它缺乏經濟發展特別是現代工業發展這一基本的產業基礎，無法正常而有效地推進，另一方麵它在經濟與社會發展中尚處於不被重視、波折反複和“自生自滅”的狀態。
二、城市化進程的曆史背景
浙江城市化的快速發展既是經濟社會體製改革促進資源更自由流動的結果，同時也受到改革開放以前計劃經濟時期一些曆史特征的影響。這一部分試圖從計劃經濟時期和改革開放時期的特征出發來闡述浙江城市化的曆史背景。
（一）計劃經濟時期的城市化
在計劃經濟時期，受新中國成立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及國家整體軍事戰略的影響，浙江省從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除杭州及一些內陸城市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以外，地處沿海海防前線的城市幾乎處於停滯狀態；從20世紀60年代後期到70年代中期，隨著上述城市基礎設施負荷的增加，建設投資向內地和發展縣級支農工業轉移，城市發展以縣城及一些內地城鎮為主體。在整個計劃經濟時期，浙江城市化水平進程是相當緩慢的，且隨國民經濟的劇烈波動而時漲時落。到1978年，全省城市化水平僅14.05%，設市城市為3個，城鎮數量為167個（劉亭、倪樹高，1996）。
很多學者又對計劃經濟時期浙江省的城市化進程作了進一步劃分，指出新中國成立以來至改革開放前浙江省城市化進程可細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49—1957）為正常的上升發展階段，包括國民經濟三年恢複時期和其後的“一五”時期。第二階段（1958—1965）為城市化進程的劇烈波動階段，且又可進一步區分為兩個時期，即1958—1960年以“超前城市化”為基本特征的非正常的發展時期和1961—1965年人口城市化發展由前一階段的急劇上升轉為急劇下降時期。第三階段（1966—1977）為城市化發展進程基本處於徘徊和停滯階段（李建中，1999；黃勇、楊周順，2000；許曉華、章明卓，2003）。
這一時期的城市化進程主要受到新中國成立後重工業趕超戰略的影響，城鄉勞動力轉移和城市化建設等基本上依賴高度集權的計劃配置機製。城市以重化工業項目為主，第三產業發展受到限製；城鄉人口轉移被阻隔；城市功能不全，城市化水平嚴重滯後於工業化。其機製如圖1·1所示。
圖1·1計劃經濟體製下的城市化機製
（二）改革開放以來的城市化
1.改革開放初期的經濟社會狀況
1949年，浙江全省國內生產總值14.98億元，國內生產總值的三次產業構成為：68.49∶8.01∶23.50；1978年，浙江省國內生產總值123.72億元，國內生產總值的三次產業構成為：38.06∶43.25∶18.69；2000年，浙江省國內生產總值6036.34億元，國內生產總值的三次產業構成為：11.00∶52.74∶36.26。1950—1978年，浙江經濟總量增長了5.93倍，1979—2000年，浙江經濟總量增長了14.24倍。考察浙江經濟發展的這一曆程，基本結論是：浙江目前的經濟發展成就，主要是改革開放後的20多年中取得的；而在這20多年中，浙江經濟的高速增長則是伴隨鄉村工業的崛起實現的，以鄉村工業崛起為主要特征的工業化進程是這一時期經濟發展的主線。
（1）經濟水平
改革開放以前，由於地處東南沿海，浙江一直不是國家重點投資區域。1953—1978年，全省國有單位投資僅占全國的1.5%，其中1978年投資12.27億元，占全國的份額也不到2.9%。另一方麵，浙江經濟發展自然資源條件欠佳，缺煤少油，能源、原材料匱乏。1978年，全省采掘工業僅占工業總產值的2.0%，原材料工業占9.0%，原煤產量隻占全國的0.3%，生鐵產量占0.8%，且基本不產石油。在這樣的情況下，麵對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經濟發展又不得不走省內循環的路子，因此浙江經濟盡管獲得了一定發展，但增長相對緩慢，經濟年均增長速度低於全國平均水平。1953—1978年，全省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長速度低於全國平均水平。1953—1978年，全省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長5.7%，低於6.1%的全國平均水平；工農業總產值平均增長8.2%，比全國平均水平低1.3個百分點。
從全國來看，1978年浙江主要經濟指標基本位居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中遊：國內生產總值居全國第12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居全國第16位。
另外，1980年全省工業總產值居全國第11位，地方財政收入居全國第12位，貨物周轉量居全國第14位，外貿進出口總額居全國第13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和郵電業務總量均居第11位。各項指標總體上處於中等水平。
（2）經濟結構
與較弱經濟基礎相對應的是，改革開放初期的浙江產業結構層次較低，農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78年，盡管全省國內生產總值中第二產業比重已超過第一產業，但農業增加值仍高於工業（見圖1·2）。從三次產業的勞動力構成情況來看，農業勞動力所占比重更是高達75%。
圖1·2改革開放初浙江GDP和勞動力的產業構成
在農村經濟結構中，仍以種養業等傳統農業為主。1978年，全省農村社會總產值為98.72億元，其中種養業產值65.71億元，占66.6%；工業產值21.48億元，占21.8%；建築業產值6.38億元，占6.5%；運輸業產值0.9億元，占0.9%；商業飲食業產值4.25億元，占4.3%。在農村勞動力中，從事傳統種養農業勞動力所占比重近九成，而從事第二、三產業的僅占11%。
（3）經濟成分
由於計劃經濟體製下“一大二公三純”和“窮過渡”，限製了非公有製經濟發展，因此形成了全民所有製經濟和集體經濟等公有製經濟一統天下的格局。據省統計局測算，1978年國內生產總值中，公有製經濟占94.3%，非公有製經濟占5.7%，非公有部分主要屬於農民個體種養業、個體手工業和個體商業。而在全省工業中，全民所有製企業3142個，占14.7%；集體所有製企業18166個，占85.3%；全民所有製工業產值81.03億元，集體工業產值51.08億元，分別占工業總產值的61.3%和38.7%，兩者合計為100%。在集體工業產值中，又以城鎮集體工業為主，其產值為29.91億元，占55.6%；農村集體工業產值21.17億元，占44.4%。固定資產投資和社會商品銷售也同樣呈現出公有製經濟占主導的格局，前者國有經濟占52.8%，集體經濟占36.6%，合計比重89.4%；後者國有經濟占41.3%，集體經濟占53.5%，合計比重為94.8%。
（4）城鄉差異
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末期，我國通過嚴格區分“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的戶籍管理製度及就業、住房、口糧供給、教育等其他一些相關的配套製度，嚴格控製城鄉間的人口遷移，造成了城鄉發展的二元經濟結構。1978年，全省有杭州、寧波和溫州三個地級城市，建製鎮167個，市鎮人口527萬，占總人口的14.5%；鄉村人口3224萬人，占總人口的85.5%。城鄉間經濟發展差距較大，占全省14.5%的城鎮人口創造了全省57.6%的社會總產值。城鄉產業結構反差明顯，城鎮發展以工業為主，1978年其工業產值占社會總產值的比重高達82.5%，工業從業人員比重達48.5%；而農村基本上是單一經營種養業，廣大農村人口幾乎被隔絕在工業化進程之外，農村勞動力中工業從業人員僅占8%左右。此外，建築業、運輸業和商業，城鎮也明顯比農村發達，三者占社會總產值的比重，城鎮分別比農村高3.5、1.4和0.9個百分點。
進一步分析工業生產的內部情況，城鄉間在行業結構等諸多方麵均存在差異，特別是在技術裝備、勞動生產率等方麵，城鄉工業發展差距明顯。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多年的建設，至改革開放初期，浙江初步形成了以機械、建材、化工、食品、紡織、電力、燃料、造紙、鋼鐵、有色金屬等行業為主、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生產體係。工業生產基本分布於城鎮，城市工業占全省工業總產值的84%。相對於城鎮工業，農村工業行業分布麵較窄，主要集中在機械（農機製造和修理）、建材、紡織、化工等行業，1978年“社辦行業”中，這四個行業產值所占比重分別為28.5%、21.2%、19.6%和9.1%，四個行業產值所占比重高達78.4%。而且農村工業以手工業為主，技術裝備原始，勞動生產率低下，發展緩慢。1978年，全省工業企業戶均固定資產原值農村社辦企業僅5萬元；農村工業勞動生產率僅1681元/人，不及城鎮工業勞動生產率7288元/人的1/4。
綜上所述，改革開放初期，浙江經濟基礎較弱，經濟結構不合理，尤其農村基本處於傳統的農業經濟階段。
2.改革開放以來的城市化進程
改革開放以後，微觀經濟運行主體逐步擁有了較大的自主權。在農村工業化的強力推動下，浙江省的城市化進程出現了上下推進、內外結合的多元化發展格局：①自下而上、依靠鄉鎮和農村經濟，以當地民間資金為主的投入發展型；②自上而下——國家投資開發型；③自外而上——吸引外資開發型；④自內而上——吸引內資開發建設型，如浙南沿海的龍港鎮；⑤綜合型，如利用股份製集資建設、依托旅遊興市、利用貿易興市等（劉亭、倪樹高，1996）。浙江省的城市化進程進入了快速發展時期。
這一時期的城市化進程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85—1990），是城市化的起步階段，利用高速的工業化建立城市化的經濟動力，大量的農村人口不斷湧入城市。第二階段（1991—1999），是城市化的展開階段，以工業化為主動力，配套提高與完善城市的社會服務功能，建立一批中小城市，促進大城市的發育和擴展。2000年以來，浙江開始了城市化的第三個階段，即城市擴張階段，通過擴大城市規模，增強城市的集聚功能，以促進社會資源的合理優化配置（推進浙江城市化和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研究課題組，2001）。
上述研究，均著重強調了改革開放以來推進浙江省城市化快速發展的動力機製，主要體現為：一是農村經濟的迅速恢複和增長，為工業化和城市化提供了大量的農業剩餘；二是鄉鎮企業和專業化市場興起，推進了浙江省工業化進程，並促使人口、資本、技術、信息等要素迅速向所在地域集聚，這既為城市化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產業結構基礎，也為城市化發展提供了資金；三是通過體製改革和製度創新，消除城鄉分割的種種障礙，建成有利於城鎮集聚和城鎮建設的新機製，如改革戶籍製度、建設特色工業園區、建立城鎮土地收儲製度、改革財政管理體製和城建投融資體製、調整行政區劃等（許曉華、章明卓，2003）；四是得益於毗鄰國際型大都市上海的良好區位優勢（黃勇、楊周順，2000）。
同時，他們的研究也指出，從改革開放以來至今，浙江省的城市化道路主要是以農村工業化和城鎮化為主導的。這種城市化道路也帶來了諸多問題，主要表現為：一是大中城市偏少、偏小，且中心城市的集聚和輻射能力弱，而小城鎮數量多、規模小，但布局分散、層次較低，即城市化走的是粗放型的道路，城市的集聚經濟效應不足；二是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城市基礎設施落後，土地浪費嚴重，環境質量下降。隨著浙江省經濟發展日益進入工業化中後期階段，上述問題對經濟發展的製約不斷凸顯。
針對浙江省城市化的未來發展，黃勇、朱磊（2003）在借鑒國外發達地區城市化經驗的基礎上，指出大都市區是城市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而長三角地區（包括浙江省）已具備了大都市化發展的必要條件，特別是鄉村工業化和大量經濟強鎮的興起成為大都市區形成和發展的基本動力。史晉川、謝瑞平（2003）的研究則進一步指出了市場一體化對長三角地區經濟一體化的基礎性作用。因此，市場一體化的形成將有利於大都市區的進一步發展，並推進浙江省的城市化模式和戰略的積極轉變。
三、城市化進程的現實基礎
浙江的城市化進程受製於縱橫兩組因素的影響。從縱向的角度看，民營化、工業化、市場化和國際化這四個浙江發展過程中的典型特征對城市化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從橫向的角度看，首先長三角區域內經濟發展的互動與浙江的城市化緊密相關，其次浙江省內本身的地區差異性也從多方麵影響了城市化的發展。這兩組因素構成了浙江城市化進程的現實基礎。下麵分別進行闡述。
（一）發展特征與城市化
1.民營化對城市化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不斷地推進體製改革，實現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在各領域和各方麵建立市場體製，大力發展民營經濟，使中國城市化的推動力量發生根本性變化。改革開放中首先發展的是民營經濟。由於民營經濟的發展，不僅使國有經濟比重不斷下降，而且有利於國有經濟的製度改革。民營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城市，特別是中小城市的活躍和繁榮，催生了一批新興城市。可以說，沒有民營經濟也就沒有新興城市的建立，也沒有一些中小城市的擴大和建設。這樣的城市不勝枚舉。可見，民營經濟是城市經濟發展的原動力。
2002年，民營經濟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約為48.5％，外商和港澳台地區投資企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約為15％(其中在第二產業增加值中貢獻13個百分點，在其他產業的增加值中貢獻2個百分點)；廣義的民營經濟的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占64％左右。
浙江是依靠民營經濟推動城市化的典型。截至2001年底，浙江省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達200萬戶，從業人員超過800萬人，注冊資金超過2000億元。其中私營企業60多萬家，占全省企業數的99％。在浙江省6700億元的國民生產總值中，民營經濟占據半壁江山。所以，近十多年浙江城市化明顯加速，不僅有像義烏這樣的小城市迅速崛起壯大，而且有像龍港、橫店這樣的明星城鎮異軍突起。這些絕不是偶然的，其原因主要是民營經濟的長足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