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民營企業群落式演進的主要特點：
一是每個企業群落都有一個企業空間分布密度特別高的“內核”。內核所占據的空間範圍雖然不大，但卻集中了大部分優秀企業和群落的主要經濟功能。離企業群落核心部位的半徑距離越遠，企業的空間分布密度就越低。
二是以專業化產品為主業。浙江民營企業群落的生產經營始終圍繞特定的專業部門展開。其專業領域的寬泛或狹窄與企業群落的規模有某種關聯性。一般而言，企業群落規模越大，其專業領域的跨度就越大，反之就越小。企業群落擴張的過程，同時也是生產分工縱向深化和分工外延橫向擴展的過程。
三是以專業市場為依托。每一個發育成熟的企業群落都有一個相應配套的專業市場。民營企業群落與專業市場之間有一個內在的共生關係，專業市場的交易規模和輻射半徑決定企業群落的發展規模與水平，企業群落的發展亦反向決定專業市場交易規模和輻射半徑的擴展。浙江鄉村企業從分散向群落式集聚的演進，不僅重新獲得了自身成長與發展的基礎，而且使長期“閉塞”的城鄉社會結構出現鬆動，城市化發展的結構內趨力得到釋放。
浙江民營企業的群落式集聚直接導致了人口的集中和城市的產生，這與世界幾百年工業化過程的曆史規律並無二致。但導源於此的浙江城市化發展的具體過程又可以分為如下三個特征化的階段。
(1)民間自發造城階段
憑著機製靈活的優勢和民營企業經營者特有的精明與務實，浙江民營企業快速跨越了原始粗放的發展階段，經營規模、技術手段、管理方式逐步提升，有的已經達到國內先進水平。民營企業與外界人員的物資、信息交流日益頻繁，交往的空間半徑日益擴大，內容層次也日益提升。與此同時，隨著對外開放進程加速，國外企業也大量湧進國內市場，使民營企業麵臨日益嚴峻的市場競爭環境。在此情況下，偏居一隅的空間環境成為民營企業發展的障礙，
與國內外大企業競爭時
單打獨鬥也難以取得優勢。因此，向供水供電、交通運輸、商業服務、郵電通信等基礎設施較好及人員、物資、信息、商品交易方便的城鎮集聚，形成一定規模的專業化企業軍團聯手應對市場競爭，就成為民營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謀求更快發展的內在要求。民營企業的集聚發展要求最終形成對舊城鄉體製的一次重大衝擊，導致了一場在浙江乃至整個中國城市化曆史上都具有重要意義的民間自發造城運動的出現。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首先在浙江溫州由務工經商農民興起了一場造城進城運動，出現了龍港、柳市、橋頭等一批農民工商城市。龍港會聚了一大群民營化纖織造企業，柳市會聚了一大群民營電器製造企業，橋頭會聚了一大群民營紐扣製造企業，各具特色的農民工商城市成為不同專業類型的民營企業群落的集聚中心。
(2)政府主導的小城鎮建設階段
溫州農民的自發造城運動和民營企業群落式集聚，實質上是溫州農民摸索出的一條以小城鎮為依托發展民營企業的新路子。在各級政府的主導下，浙江在全省範圍內興起了一股建設小城鎮和特色工業集聚區的熱潮。到1991年底，浙江全省小城鎮數量達到700多個，比1985年增加了近兩倍。同時一批有較強專業特色和經濟輻射功能的新型工商業城市迅速發展起來，成為民營企業集聚發展中心，如輕紡城柯橋、小商品城義烏、五金城永康等。溫州民間自發造城意味著傳統的城鎮發展戰略和城鎮管理體製發生了重大改變：第一，放棄了長期實行的限製城鎮規模的發展原則，城鎮發展被列入國民經濟發展的目標體係。第二，明確鼓勵一種以市場經濟為基礎，成長於傳統計劃管理體製和戶籍製度之外的新型城鎮的存在。第三，公開賦予農民自由進入小城鎮定居就業的權利，取消了對農民在小城鎮從事經濟活動的身份選擇。第四，把農村民營企業發展與小城鎮建設相提並論，積極鼓勵引導以小城鎮為依托建立民營企業集聚區，理性肯定了工業化與城市化之間的內在關聯規律。由於城鎮發展在戰略管理體製方麵的創新與變革，使長期執行的“就地辦廠”、“就地轉移”、“離土不離鄉”的發展原則首次有了改變。小城鎮和特色工業小區的建設避免了農村民營企業朝離散化、鄉土化、劣質化方向持續滑進，並逐步轉入了群落式集聚發展的軌道。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小城鎮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曆史內涵。然而客觀地分析，小城鎮興起並不意味著工業化與城市化之間的關係完全理順，也並不意味著已消除城市化發展的體製障礙。實際上，小城鎮的興起，隻是在舊城鎮管理體製下實現民營企業發展與城市化發展良性互動的一種折中性製度安排，是農村民營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與舊體製發生剛性衝撞的短期結果，是城市發展規律被舊體製擠壓變形的產物。在大中城市仍然受國家計劃控製，難以對農村企業完全開放的條件下，發展小城鎮無疑是一種有效的選擇。有不少人認為小城鎮是我國城市化發展的重點，小城鎮發展模式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理想模式，這實際上是把城市化發展的特殊曆史階段的起步點當成了代表城市化發展方向的終極目標點，把舊城鎮體製下農村民營企業對空間布局的階段性選擇當作長遠發展過程的理想選擇。雖然比起早期農村民營企業的離散布局，小城鎮發展和以小城鎮為依托的農村民營企業的群落式集聚是一種重大的曆史進步，但仍然具有過渡和短期的性質。因為畢竟農村小城鎮規模過小，經濟功能過弱，難以適應民營企業群落進一步擴張的需要。
(3)民營企業群落走向國際化、現代化的發展新階段與區域中心城市的全麵開放和快速發展
浙江民營企業群落經過十幾年發展擴張和市場競爭的洗禮，成為穩踞一方市場的強大的地方產業集群，不僅在國內產業分工和市場競爭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而且與整個世界市場漸漸融為一體，一些企業集群已經成為全球產業分工體係的重要環鏈，如義烏小商品企業集群出口貿易量連年穩步上升，2002年已達總產值的40％，長年在義烏經商的國外商人達3000多人；義烏商人還在俄羅斯、北非、中東等國家建立了以義烏小商品企業集群為依托的連鎖市場；義烏已經由區域性的小商品生產貿易中心發展為國際性的小商品生產批發中心。此外，柯橋輕紡企業集群、永康五金企業集群、嵊州領帶企業集群、海寧皮革企業集群等都已經成為具有一定國際化程度的生產銷售中心。在新的曆史發展階段，農村小城鎮已無法適應企業集群發展的需要，隻有具有一定規模的中心骨幹城市才能為民營企業群落向更高水平的發展提供有力支撐。因此，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浙江各地又興起了“撤縣建市”的熱潮。到1998年底，全省縣級建製市由1995年的18個增加到28個，一大批縣級中心城市成為民營企業群落的集聚依托中心，並由此帶動了杭州、寧波、溫州等大中型城市的全麵開放和發展，在浙江城市化史上揭開了最壯觀的一幕。
2.工業化對城市化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省進入工業化加速發展期，工業化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主線和城市化發展的主動力。1980年到2000年，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第二產業增加值從84億元擴大到3183億元，增長率居全國前列。工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上升到47.8%，比值高出全國平均水平3.5個百分點；農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從36%驟降到11%，比全國平均降幅高出近1倍。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脫離土地，投入工業的懷抱。2000年底，僅農村工業吸納的從業人員就達760萬人，比1980年增加45%。在加速工業化的推動下，城鎮人口逐步上升，城鎮數量大量增加，城鎮規模不斷擴大，與1978年相比，2000年的城市化水平提高了37.3個百分點。
（1）獨特的工業化道路決定了獨特的城市化道路
浙江選擇了一條較為特殊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道路。這與工業企業在城市大量興建，農村人口向城市大舉遷移的經典工業化和城市化道路不同。從曆史進程看，20世紀70年代前主要是通過城市工業化來緩慢推動城市化，70年代後則主要通過加快農村工業化來促進城市化發展。農村工業化是工業在農村不斷生成發展和就業比重不斷提高的過程：以農村工業化為推力，以鄉鎮企業集聚地為基礎，加快發展小城鎮。以農村工業為發展主體的工業化道路選擇，決定了以小城鎮發展為重點的分散型城市化道路的形成。從大處看，這條道路又呈現兩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以浙東北為代表。浙東北具有優越的地理位置，工業基礎和城鎮基礎相對較好。首先，以政府、集體和外資大量投資為原動力，形成了省內主要的重化工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其次是農村工業體係，在國內具有輕紡工業的比較優勢。同時形成了城市化的雙向運動：一是大城市（杭州、寧波）加快集聚和輻射；二是小城鎮加快形成規模。
第二種類型，以浙東南地區為代表，包括溫州、台州及金華等地。這些地區受地理環境限製，中心城市基礎和城市工業的集聚輻射較弱。這些地區的農村工業化以個體私營企業和在此基礎上發展的股份製企業為投資主體，以專業市場廣泛分布的小城鎮為重要依托；人口轉移以離土不離鄉和又離土又離鄉、就地轉移和異地遷移並存為特征；城市化動力主要來自農村的推力而非城市的吸力，這種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類型最具浙江特色。
作為工業化的一種變型，浙江各地普遍存在的工業鄉土化現象。2000年農村個體工業單位有47.5萬個，從業人員210萬人（相當部分亦工亦農），工業總產值3872億元，占全省全部工業總產值的比重高達36%，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近一倍。農村個體工業比重大、家庭工業數量多是浙江工業的一大特點。20世紀90年代以來，農村個體工業增長貢獻率超過40%。誠然，工業鄉土化難以引起現代城市的崛起，也存在許多難以避免的布局缺陷和結構缺陷，但作為工業化不可忽略的形成因素，實實在在地促進了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促進了農村生產方式和農民生活方式的轉變，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繁榮，最終也為城市化發展集聚了物質條件。
（2）新型工業化推動“集約”發展
黨的十六大提出的要“走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汙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也正是浙江產業在日趨嚴峻的資源、環境和市場約束條件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出路。省委、省政府順勢應時，作出了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建設先進製造業基地的戰略決策。
第一，先進製造業基地初現雛形。從空間布局看，編製實施環杭州灣、溫台、金衢麗三大產業帶發展規劃，環杭州灣產業帶“區—帶—網”的先進製造業基地不斷顯現，溫台沿海產業帶“一軸兩群三帶”的產業布局逐漸成形，金衢麗地區產業帶“經濟走廊、生態屏障”的發展格局開始形成。產業發展的空間布局日趨合理。從信息化進程看，傳統產業改造力度加大，企業信息化步伐加快。目前，大中型企業裝備的信息化程度達到20％，重點骨幹企業達到50％；80％以上的企業實行計算機輔助設計，80％的連續工藝過程控製實行計算機網絡化控製，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的效應明顯。從自主創新看，新建省部級重點實驗室111家，省級高新技術研發中心497家，重點科研機構600餘家，省級區域創新服務中心72家，科技企業孵化器22家，區域自主創新能力明顯增強，作為“浙江製造”向“浙江創造”跨越的重要支撐的創新體係已初步建立。
第二，節能減排成效逐步體現。貫徹落實國家節能減排的戰略部署，進一步完善清潔生產、“四節一利用”和發展循環經濟的規劃體係，出台了一係列節能減排政策措施，不斷加大管理節能、結構節能、技術節能力度，節能減排的積極效應開始逐步體現。2006年，全省萬元生產總值綜合能耗比上年下降3.5％，能耗持續保持在全國的較高水平。2006年，全省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達到90.94％，主要汙染物排放總量實現雙下降，特別是二氧化硫排放量，扭轉了2001年以來連年上升的態勢。尤其至2007年上半年，節能減排取得顯著成效，單位生產總值綜合能耗在2006年下降3.52％的基礎上又下降3.2％，下降幅度居全國第4位；化學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同比分別削減2.48％和4.05％，下降幅度居各省(區、市)第1位和第4位。
第三，現代服務業取得新發展。一是服務業發展速度加快，2006年全省實現服務業增加值6288.2億元，比2002年翻了近一番，年均增長速度高於同期GDP的平均增速，服務業占GDP的比重也在不斷提高。二是生產性服務業發展迅速，金融組織體係日益健全，金融市場逐步完善，金融創新步伐加快，金融產品更加豐富，金融服務業進入快速發展期；物流業發展勢頭強勁，行業帶動作用開始顯現；研發、標準、質量、信息等技術型、知識型服務業，對製造業的支撐能力也逐步增強。三是新興服務業層出不窮，特別是創意產業逐步成為現代服務業發展的新亮點。杭州通過打造“中國動漫之都”，初步形成了動漫加工、研發、製作、運營和周邊產業開發的產業鏈；寧波也成立了創意產業基地。
3.市場化對城市化的影響
（1）市場基礎與市場化進程
浙江在市場化進程中擔當主力軍的是個體私營經濟。浙江區域經濟發展模式的精華充分體現在溫台地區的經濟發展上，其市場化的啟動點為家庭工商業。製度變遷的初始條件與實施成本決定了溫台地區製度變遷的主體一開始就是家庭工商企業這一微觀經濟主體。當地政府以默許、“合謀”甚至保護的態度來與上級政府進行博弈，並充當好溫台地區製度安排及其變遷的“解釋員”。而後，家庭工商企業在與政府的博弈過程中形成了大量“紅帽子”企業，披上合法化的外衣以尋求合法化保護，從而降低“非法化”所帶來的交易成本和效率損失。而且，這種微觀經濟主體與地方政府的合作博弈還化解了緣於中央政府的“政治成本”，使微觀經濟主體爭取到了改革的進入權。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市場競爭的日益加劇，原有製度安排的弊端逐漸顯露出來後，溫台地區便開始了新一輪的製度變遷——股份合作製改造。股份合作製部分替代了資金市場和人力資本市場，使市場交易費用部分被內部化了，還可以從相關政策中獲取一定的製度租，更便於政府的引導、管理和監督。隨著經濟的發展，股份合作企業經濟責任的無限性和內部產權結構的製度性缺陷製約了企業的進一步發展，股份合作企業就陸續向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方向發展。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對外開放和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推動了浙江經濟從封閉的自我積累方式向開放型經濟轉變，產業鏈開始向省外甚至國外延伸，更多的企業開始參與國際產業的分工和協作，產業結構和產業組織都得以提升。
①市場化中的要素整合與城市化。
城市經濟的發展，依托於生產要素的組合效應，依托於市場本身的帶動和促進，依托於圍繞市場所形成的第三產業群體。市場的發展壯大，在促使第三產業群體發育為城市主導產業的同時，溝通了經濟區域內部及經濟區域之間的聯係，打破了阻礙地區經濟發展的部門分割和地區封鎖，使商品、資金、技術、人才、信息等要素順暢流通，促進各區域資源、要素的優化配置和利用，帶動整個城市的發展。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集市、常設零售市場、批發市場和期貨市場等在演進中並存，市場功能由低級到高級，市場性質由簡單到複雜。市場的空間集聚和擴散、分異和組合，體現了市場化的需求，實現了資源、要素的流動與整合，是推進城市化進程的主要動力。
城市化進程與土地要素的市場化密不可分。如果土地使用權不可交易，個體家庭工業的規模就難以擴張；如果可以交易，但是仍然沒有改變土地的農村集體所有製屬性，就沒有發生空間的流動，農村工業隻能分散在農村地域空間，無法形成城市化；如果土地既可以交易，又可以從農用土地（集體所有）轉變為城市用地（國有），那麼農村地域才有可能向城市地域轉變。土地使用權交易並改變用途和所有權屬性，這其實就是城市擴張的過程。
從浙江的實踐來看，土地使用權流轉推進了農業結構調整，發揮了區域優勢，培育了一批有特色的農業支柱產業。在浙江龍遊縣，糧經比例由前幾年的72.4∶27.6調整到66.2∶33.8；竹、牧、漁等非種植業比重由前幾年的35％上升到55％；農民收入中來自二、三產業的比重由前幾年的15％增加到25％。同時，還推進了農業經營體製的創新。調查發現，農業產業化經營的龍頭企業難以實施其對小規模、分散經營主體的有效帶動。因此，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必須要提高農業的專業化水平，通過加快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培育新型的農業經營主體。說到底，土地流轉加快了農業市場化的進程。隨著效益農業的發展，土地使用權價值不斷上升，並按市場經濟的原則，實現土地、資金、技術、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在更大範圍的合理流動和優化組合，提高土地的產出率和農業勞動生產率。至2000年底，浙江省僅工商企業投資發展效益農業有3400多家，投資額達到106億元。這讓越來越多的農民看到了現代農業的曙光，將進一步引發一場深刻的農業產業革命。
已有的國內研究表明，工業化、城市化引發了勞動力流動，勞動力流動也促進了工業化和城市化，兩者之間存在著正向相互反饋效應。兩者之間的正相關關係在我國表現得很明顯。改革開放以來的三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1982年流動勞動力1134.5萬，1990年上升到3412.8萬，2000年達到14439.1萬。1982—2000年，流動勞動力年平均增長率為15.2%。與此同時，我國的城市化水平也得到極大的提高，城鎮化率從1980年的19.39%上升到2004年的41.76%，年平均增長率達3.25%。
發達地區城市化發展的關鍵是進一步促進農村勞動力非農化轉移，同時加快農村人口向城鎮集中。改革開放以來，作為東部比較發達的省區的浙江省城市化發展迅速，並相繼形成了以紹興市柯橋鎮為代表的“寧紹城市化模式”和以溫州市柳市鎮為代表的“溫州城市化模式”。隨著農村人口向城鎮集中，大大促進了柯橋、柳市兩鎮的城市化發展。以柳市鎮為例，隨著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建成區二、三產業的轉移，建成區人口集聚明顯，建成區的人口規模不斷擴大，城市化發展速度很快。據統計，1992—1999年，柳市鎮建成區人口由3.2萬人增加到5.4萬人，增長了67.15%；相應的，城市化水平由35.93%提高到55.88%，平均年增長率達到2.5%。
浙江省市場化促進城市化要素組合的另一個例子是浙江民間金融的發達。浙江是中國民間金融最發達的省份之一。據權威機構估計，目前整個浙江民間融資規模已達1300億~1500億元。《中國城市金融生態環境評價》對各省市區金融生態環境作了總體評價，將全國291個地級以上城市的金融資產質量進行評級，對20個大中城市的金融生態作了排名，在“2004年中國城市金融資產質量排名”前10位城市中有7個是屬於浙江省的，而在“2005中國城市金融生態環境綜合指數排名”前10位城市中有6個是屬於浙江省的。因此，從總體指標衡量來看，浙江省的金融生態狀況較好。而浙江中小企業在麵臨全世界共同的融資難困境下能飛速發展，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浙江高度發達的民間金融，它在一定程度上為中小企業提供了發展所需的資金。
民間金融的一個現實證明就是其在紹興市的城市建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在城市建設高速發展的今天，紹興堅持經營城市理念，依據曆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正確處理保護、整治、發展三者之間的關係，紮實推進城市化進程。幾年來共投入180億元，建成了一大批城市基礎設施。在這180億元的投資中，政府財政性投資僅占1%，其他資金則通過開發投資、政策融資等市場化手段和社會捐款獲得。政府投資類公司在項目融資市場化、社會化運作方麵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②市場化帶動的城市產業化與城市化。
產業發展是城市發展的主體。城市產業化形成過程中，市場的作用舉足輕重。市場是商品流、貨幣流、信息流、人才流高度集聚的場所，是區域性的信息中心和交易中心，發揮著調節生產和促進交換的功能。市場的興起，尤其是農村市場網絡的發育和完善，使社會分工進一步明確，產業協作進一步加強，突出了區域特色產業和優勢產業，形成了產業化和城鄉資源合理配置的局麵，使市場和產業相互依存，共同促進農村城市化發展集聚經濟。據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2004年的調查資料表明，在浙江省86個縣市區中，有85個縣市區形成了塊狀經濟，年產值超億元的區塊519個，廣泛分布在工業中的175個大小行業，所涉及的工業企業23.7萬家，吸納就業人員380.1萬人(見表1·1)。
表1·1浙江中小企業區域集聚經濟基本情況
杭州寧波溫州湖州嘉興紹興金華衢州麗水台州舟山合計
集聚區（個）5763904152415322197110519
總產值（億元）96358598145964510924735339680235993
從業人員（萬人）41.0833.256.1234463.233021.918.547.417.6396.01
企業總數（萬個）1.511.23.234.293.544.151.380.350.274.740.0524.71
③市場化促進的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與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