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要求推進我國農村剩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向城市轉移，使勞動力的非農化與人口的城市化相協調，實質體現了人口和生產要素的集中。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是農村城市化進程中關鍵的一步。從我國東南沿海一些發達省份的市場發展來看，市場的繁榮、市場層次的提升、農村市場網絡的完善，容納了大量包括農村剩餘勞動力在內的就業人口，優化了投資環境，吸納了充足的資金和先進的管理技術，有效地實現了人口、生產要素的集聚和經濟的增長。同時，隨著農村商品經濟的壯大，農民在土地承包的基礎上，按照市場的需求改善生產技術，發展生產經營。市場競爭激烈、機製靈活、風險大，農民在參與市場競爭、積極鍛煉自身的同時，還努力學習科學文化知識，改變自身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習慣，在思想觀念、行為方式上向城市居民看齊，加快由農民向市民的轉變過程。
一是從事農業勞動力數量減幅較大，近五年尤為明顯。近十多年來，浙江省從事農業的勞動力從1994年的986.16萬人減少到2004年的672.4萬人，減少了31.8％。減幅最大的是嘉興市，為52.2％，近五年減少了43.9％；其次是寧波市，減少了41.5％，近五年減少了28.8％；再次是舟山市，減少了40.2％，近五年減少了34.5％；減幅最小的是麗水市，為17.7％，近五年為15.6％。二是從事工業的勞動力大幅增長。全省從事工業的勞動力從1994年的436.72萬人增加到2004年的700.68萬人，增長了60.4％，尤其是近五年增長了57.2％。增幅最大的金華市，為118.9％，也在近五年增幅最大，為112.9％；其次是溫州市，為89.5％，近五年為64.2％；再依次是麗水市、衢州市、寧波市，增幅分別為78.2％、77.1％和75.5％；增幅最小的舟山市為-9％，但近五年是正增長，增幅為30.1％。全省所轄的11個地市的近五年的增長均高於前五年，平均增幅為58％。三是三次產業就業結構變化明顯。1994年全省三次產業就業結構是57∶25∶18，到2004年變為37∶37∶26。第一產業降低了20個百分點，第二產業增長了12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增長了8個百分點。二、三產業增幅比較大的是金華市、溫州市、寧波市和杭州市，增幅較小的是舟山市。
4.國際化對城市化的影響
浙江處於濱海居中的地理位置，同時緊鄰上海這一全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城市。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省利用其地理優勢，一方麵對外深化開放。從1996年開始，浙江省就已成為全國第六大外貿出口口岸。一直以來，浙江省的出口額在全國出口額中都保持著較高的比例。另一方麵對內加快城市化進程。2003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做出了“接軌大上海、融入長三角、推進長三角經濟一體化”的戰略部署，積極加快其城市化進程（黃玉梅、孫寧華，2007）。
如圖1·3所示描述了全球化時代城市化的動力機製。從這裏可以看出，城市化的動力主要包括：工農業的發展需求、國際需求、國家社會經濟轉型以及製度創新。其中前兩個因素和浙江經濟的發展以及城市化的發展關係十分緊密。
圖1·3全球化時代城市化動力機製
雖然浙江是“資源小省”，但是由於其體製靈活，發展基礎較好，勞動力資源豐富，以及全國工農業發展的需求和國際市場對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需求都極大地促進了浙江產業的發展。浙江產業結構呈現出“兩頭在外”(即資源和市場主要依靠省外)的特點。浙江生產的產品有20％銷往國外，50％銷往省外，僅30％在省內銷售。同時，從政策層麵來講，自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省堅持“引進來”(在本地大辦市場)和“走出去”(出外經商，或創辦外地市場)的方針，積極實施多元化，即外貿經營主體多元化，出口市場、出口產品多元化和貿易方式多元化。現已初步形成外貿專業公司、自營進出口生產企業、外商投資企業等共同開拓國際市場的格局。如今浙江省內市場和外地市場的成交額均遙遙領先於國內其他地區。2007年，全省進出口額達1768.4億美元。
有專家認為，浙江多年的對外開放進程，呈現出“浙江模式”。主要表現為：①以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為主導，其中輕紡產品占有較大比重，充分體現了區域經濟的比較優勢。②重市場拓展，輕要素汲取。③以民營經濟為外向型經濟的微觀主體。④初步形成以專業化產業區和專業市場為載體的商品出口模式。這不僅表現為專業化產業區產品的出口，還表現為專業化產業區對外商投資的吸引。⑤開放路徑由區際化走向國際化。這種由區際化走向國際化的開放戰略與政策，一方麵促成了浙江區際貿易、民營資本的迅速發展，在短期內將一種半封閉的經濟推入開放經濟的快車道上；另一方麵也促進了區域產業在區域經濟比較優勢的基礎上的差異化發展，促進了產業和勞動力的集聚，推動了浙江各地城市化發展，更準確地說是城鎮化的發展。
（二）區域特征與城市化
1.長江三角洲區域的城市化發展比較
（1）江蘇的市場基礎與市場化進程
江蘇經濟發展的精髓充分體現在蘇南地區的經濟發展上，其市場化的微觀經濟主體為鄉鎮企業。鄉鎮企業是江蘇市場化改革的啟動點和改革之初的發展方向。鄉鎮企業的製度安排兼顧了企業與政府的利益，滿足了雙方的“製度偏好”，大大降低了製度變遷的實施成本和摩擦成本。隨著鄉鎮企業的興起，區域性的市場(資金、技術、商品等)已不能滿足企業發展壯大的要求，於是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蘇南地區經濟開始走出傳統框架，移植了新的製度安排，從而加快了市場化的進程，由內源積累和區際貿易為主轉向利用外資和國際貿易並舉。隨著國內市場化進程的不斷加速，資源配置由以計劃配置為主逐漸轉變為以市場配置為主，鄉鎮企業依賴政府所能獲得的製度租大大減少，使原先的製度效率逐漸散失。市場經濟要求對鄉鎮企業的產權製度重新做出安排。1995年以後，蘇南的鄉鎮企業開始了大規模的產權製度改革，力圖對鄉鎮企業的控製權和剩餘索取權在企業與政府之間重新做出安排，使之從製度的低效率中解脫出來。同時，蘇南繼續推進外向型發展戰略，不斷深化產權嫁接，引進和利用好境外資源以推進區域經濟的國際化進程。
（2）上海的市場基礎與市場化進程
上海市場化的微觀經濟主體為國有企業。新中國成立後，上海的市場化體現了一種中央自上而下的政府供給主導型的製度變遷模式。改革開放初期，整個國內市場處於賣方市場，早期培育起來的市場優勢慣性使得上海的輕工業在賣方市場的條件下缺乏改革的壓力和動力。然而，隨著賣方市場逐漸轉為買方市場，原先的國有企業麵對市場經濟的到來在競爭中就表現得力不從心。上海的市場化進程起步雖然比較晚，但進展極快。企業的市場化過程主要是國有企業的改革過程。20世紀80年代放權讓利的政策並沒有讓國有企業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1994年開始，按照現代企業製度的基本要求，立足於整體搞活國有經濟，上海的國有企業麵貌有了很大改觀。國有企業與其他所有製企業一道，開始成為頗具活力的市場主體。同時，多元化、高要求的市場體係的建設和逐步完善，使得上海具備了國際經濟中心城市的集散、生產、管理、服務和創新功能。浦東的開發、開放，大量地利用外資，使上海的市場化進程明顯加快。浦東新區在體製創新、產業升級、擴大開放等方麵走在了全國的前麵，強勁地發揮著示範、輻射、帶動作用。上海作為我國與世界進行經濟交流的重要基地，形成了一種典型的麵對國際市場的外向型經濟。
（3）江、浙、滬市場化進程的差異
前述市場製度演變的差異，從結果來看，則進一步反映為市場基礎、市場化水平的差異。相對於浙江來說，江蘇和上海都繼承了較多的新中國成立以前的遺產，並在隨後改造為國有企業，因此在改革開放前夕，江蘇和上海的國有經濟均比較發達。1978年，浙江國有工業產值隻有上海的17.5％，江蘇的39.8％，這些國有工業在當時成了計劃經濟的基本力量。也正是由於這一原因，計劃經濟對浙江的影響明顯弱於上海和江蘇，並一直深深影響著江、浙、滬三地的市場化進程。根據樊綱、王小魯主編的《中國各省區市場化相對指數》一書，1999年，江、浙、滬三地的市場化相對指數，浙江最高，江蘇次之，上海最低。市場化的差異，從結果表現出來為市場基礎的差異，而這種差異，正是長江三角洲市場一體化的必要條件和重要基礎。長江三角洲的經濟一體化，就是在各子區域既有共同特征又各具特色的市場基礎上，在廣度和深度層麵上不斷提升。
2.省內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基本狀況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經濟發展十分迅猛，實現了從經濟小省到經濟大省的轉變。特別是在20世紀90年代，其發展速度更加迅速，年平均增長率為14.7％。GDP由1990年的898億元增加到1999年的5365億元，成為全國第四經濟強省。人均GDP達12037元，僅次於滬、京、津，列全國第4位。但與此同時，浙江各地區的經濟發展卻極不平衡，其經濟差距越來越大。
由於各種曆史和現實的原因，浙江省地區間的社會發展水平尚不平衡，存在著較大的差異。總體上來說，城鎮和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社會發展水平較高，而廣大農村和貧困地區社會發展水平較低；浙東北地區好於浙西南，中心城市好於中小城鎮。浙江省科委軟科學研究所農村社會指標課題組，根據23個社會經濟指標用標準化等方法對1992年全省66個縣(市)的社會水平進行了綜合評價，社會發展綜合指標高於全省平均水平的縣(市)有33個，其中大多數分布在杭嘉甬，整個浙東北地區就有20個，而浙西南地區高於平均水平的總共隻有13個。因此，如何通過加快西南部尤其是西南部農村的社會發展，來全麵推動整個浙江的社會發展，將是浙江跨世紀發展麵臨的一個主要課題。
（1）區域塊狀經濟差異
從曆史基礎、區位條件、經濟水平及產業結構等諸因素來看，在浙東北環杭州灣地區、浙東南沿海地區、浙中及西南內陸地區這三個區域，產業群具有明顯的地域差異。浙東北包括杭州、寧波、紹興、嘉興、湖州、舟山等六市。該地區由於原有的工業基礎比較好，產業集群有一定的基礎，形成了國內外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產業集群。浙東南包括溫州和台州兩市，本區具有悠久的商業傳統，當地民眾的創新意識很強，很早就利用製度創新和技術創新，發展“專業市場+家庭工場”的農村工業化模式，最終形成了一係列發達的產業群。浙中及西南地區包括金華、衢州和麗水三個地市，該區經濟基礎較差，發展曆史短，集群規模也相對較低。浙東北地區產業群發展最好，基本處在發達、較發達水平，而且除港口城市舟山外，區內各市之間的差異較小。浙東南的溫州和台州集群也較為發達、平衡。浙中及西南產業群雖然也有一些較為發達，如金華的永康，但在全省中集群規模仍處於末尾，且區內發展差距較大，欠發達區縣占該地區2/3。浙中及西南內陸地區總體經濟實力在全省最弱，區內差異也最明顯。
①浙東北區域。浙東北區域內的六市都形成了規模龐大、較為出名的集群經濟，使得東北區域內的經濟發展得分位居區域之首。杭州作為省會城市，是全省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中心，居民收入水平、消費水平較高，科教、文化集聚力較強，科技人才多，勞動力平均科技文化水平較高，教育體係發達，教育現代化水平高，人才整體素質高；寧波教育體係也相對較發達，人才競爭力強，教育現代化水平較高；紹興毗鄰寧波與杭州，文化競爭力強，產業特色明顯，開放程度較高。這些人們所共識的因素使得浙東北的基礎設施水平及人的現代化水平也都位居區域之首。
②浙東南區域。從地形條件來看，本區形成了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該地區具有悠久的商業傳統，由於工業基礎、國有經濟、集體經濟薄弱，再加上遠離全國及全省的政治中心，因此當地民眾的創新意識很強，很早就利用製度創新和技術創新，發展“專業市場+家庭工場”的農村工業化模式。發展至今也形成了一批較為發達的產業群甚至是一批在國內外市場上具有很大知名度的大企業、企業集團，經濟發展水平在全省也名列前茅，與浙東北差距不大，但是其教育體係欠發達，高校較少，教育現代化水平不高，高素質人才較缺，因此其“人的現代化”水平這一指標得分與浙東北相差較大。
③浙中及西南內陸地區。該地區原有的經濟基礎差，產業群的發展曆史短，因而發展水平相對落後。
(2)區域塊狀經濟差異的原因
20世紀90年代以來浙江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導致各地區的經濟差距日益擴大，究其原因，我們認為主要有下列因素：
①地理環境和區位條件。
在現代科學技術條件下，地理環境對經濟發展仍起重要作用，它影響著開發程度的難易，進而影響著投資效益的大小和區域整體開發水平的高低。浙西南山區地形複雜，交通不便，技術和人才匱乏，生產和生活環境較差，因而影響到資源的開發，使資源優勢難以轉化為經濟優勢。環杭州灣地區毗鄰中國的經濟中心上海，屬於長江三角洲經濟區的重要組成部分，有著得天獨厚的地緣優勢，杭州、寧波、紹興、嘉興、湖州等地受上海的經濟輻射強。溫台地區位於沿海，港口優勢十分明顯，海陸交通十分便利，經濟起步早，對外開放程度較高，這是其經濟迅速發展的外部原因之一。而舟山位於孤島，與大陸交通不便，麗水、衢州由於地處內陸，且區內80％以上為山區，修建道路困難，交通不便，信息也較滯後，吸引外界投資能力較弱。如1999年實際利用外資，麗水為215萬美元，舟山為869萬美元，衢州為1800萬美元，遠低於發達地區(杭州為42025萬美元，寧波為39956萬美元)。
②產業結構的影響。
錢納裏等許多經濟學家在研究各國產業結構變動趨勢中發現，隨著經濟的增長，第一產業的比重逐漸下降，第二、三產業的比重逐漸上升。我國經濟學家在研究各地區產業結構變化時也發現類似的規律，產業結構的變化對地區經濟增長起著重要的作用。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溫州、台州、紹興等地的第一產業比重下降幅度都較大；而作為欠發達地區的麗水、衢州、舟山等地，不但第一產業比重極高，而且降幅極小或反而上升，這表明第一產業比重過高已製約著相對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小農經濟等的存在，決定了人們具有小生產的封閉保守、墨守成規的觀念和意識。因而文化傳統在製度創新方麵也起了重要作用。
③區域經濟結構不同。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浙江非公有製經濟開始迅速發展，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份額中所占比重下降明顯，而股份製經濟、城鄉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商及港澳台地區投資經濟等非公有製經濟成分比重快速上升，尤其是其中的個體、私營經濟，已經成為促進浙江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2005年，在全省生產總值中，公有製經濟增加值3809億元，占28.5％，比2004年下降12個百分點；非公有製增加值9556億元，占71.5％，比2004年上升1.2個百分點。其中個體私營經濟增加值7618億元，占57％。國有經濟由於曆史和體製的原因，發展受束縛很多，在市場競爭中處於相對不利的地位。比較而言，非國有經濟成分則經營自主權大，激勵機製到位，經濟效益較好，所以市場競爭力強。總的來說，在各個地市的工業經濟增長中，所有製構成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非國有經濟比重較高的地區，如寧波、紹興、溫州、金華和台州，其工業經濟增長態勢要好於非國有經濟比重較低的地區，如杭州、湖州、嘉興等。由此看來，非國有經濟的成長對各地市的經濟增長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這一點尤其以紹興、溫州、金華和台州最為顯著，繼而影響到區域之間經濟差異。
④觀念和體製因素。
自然條件固然重要，但是經濟發展最終靠的是人，人的觀念影響人的最終行為。因此，思想觀念對經濟的發展必然有較大的影響。相對而言，發達地區人的思想觀念受外界的影響比較大，比較容易接受新鮮事物，一般比較開放，市場意識和商品意識較強，政府的政策相應的也較為開放；而在欠發達地區，人們的思想觀念相對落後，傳統的小農經濟思想較濃，市場經濟意識不強，政府部門也較為保守。因此，導致發達的地區更加開放，落後的地區更加閉塞。台州、溫州和金華地區原為比較落後的地區，由於這些地區的人們思想觀念開放，民營企業迅速崛起，其多種所有製、多種經濟形式並存的發展模式有力地推動了這些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
（3）省內行政區域變動的模式
至今，浙江有設市城市32個，其中地級市11個(包括杭州、寧波兩個副省級城市)、縣級市21個。杭、寧、溫三大都市區雛形已現，杭州灣、溫台沿海地區將形成城鎮連綿區。一些中小城市迅速向大城市邁進，一批中等城市也將出現。但相對而言，浙江省城市等級體係不完善，發展不平衡，大城市少，城市功能、結構和形態混亂等問題仍很突出。
行政區劃是指在國家的領土上，在綜合考慮地理條件、曆史條件、經濟條件的基礎上，根據政權架構和職責履行的需要，對行政管理區域的劃分和調整。行政區劃屬於上層建築範疇，它的調整對城市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乃至生態環境都產生著巨大的影響，更能直接影響城市的規劃、建設與管理。地級市不屬於正式法定行政區，但它卻是省、縣二級的中間層，因此“市帶縣”的行政建製使地級市成為不可或缺的行政級別。省級行政區劃相對較為穩定；縣、鄉二級行政區劃調整是基層行政區劃調整，影響麵並不大；地級行政區劃特別是地級市向來變動較為頻繁。因而，在城市化推進過程中，地級市行政區劃調整顯得尤為敏感和重要。
浙江省近10年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與快速發展的浙江特色的城市化進程密切相關。與此相對應，地級市行政區劃調整也最為頻繁，浙江省的11個地級市(除舟山外)都進行了較大的行政區劃調整，這也反映了浙江省對城市化進程不斷適應的過程和政府對推進城市化進程的主導作用（見表1·2）。
表1·2浙江省地級市城市化現狀及行政調整次數
城市市轄區數量
（個）市轄區麵積
（km2）市轄區常住
人口（萬人）現狀建成麵積
（km2）城市人口
（萬人）行政區劃
調整次數
年份1992200219922002199220021992200219922002
杭州684303607147373682271092222
寧波56105024301072055812754.41241
溫州231871187561352511539.71052
嘉興229589687383203521.7371
湖州021522152296105152821.2351
紹興11101339306415347.8401
舟山22102810286668.5193015.335.20
金華1230120452990124914.244.41
衢州122402357228016271127.31
台州031536142207016.9601
麗水021502355166.8161
全省合計20335817185216261380.5273758318745.912
另外，在鄉鎮調整方麵，到2001年11月底，全省建製鎮總數已減少為840個，鄉的總數已減少為577個，分別比1999年減少了164個和246個(合計4l0個)，鄉鎮總數下降22.4個分點。
隨著浙江省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其城鄉二元結構發生了急劇變化。“城市現代化，農村城市化、城鄉—體化”是城鄉結構轉型過程中城鄉景觀和社會經濟融合的發展目標。20世紀80年代“地、市合並，城鄉劃線分治”，形成了“市帶縣”體製。然而在適應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的同時，城鄉分隔和“小馬拉大車”現象也隨之出現，影響了城鄉二元結構轉換和整體發展的互補作用。
浙江省經濟快速增長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方麵從農村開始的民營經濟已改變了“低、小、散”的形象，它們需要更大的展示舞台，工業化初期“村村像城鎮，鎮鎮像農村”的城鄉景觀已不能適應鄉村的發展需要。小城鎮集聚功能不強，致使富裕的農民要衝進“城”去。另一方麵，城裏的居民要衝出“城”去，尋求更為開闊的發展空間，城市產業向郊區輻射、擴散。而城鄉分割造成無序競爭，導致城鄉土地利用的浪費和城市功能、結構、形態的混亂。因此必須通過地級市行政區劃調整衝破城鄉二元結構的藩籬，打破城鄉分割，逐步實現生產要素合理流動和優化組合，以促進城鄉協調發展。
浙江省社會經濟發展模式正從“農村工業化、專業市場、小城鎮”向“特色工業園區、現代物流、中心城市”轉變。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特別是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城市化要為參與國際競爭構築新平台，大中城市特別是大城市成了區域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和人才、資金、技術等生產要素的集聚地，是參與國際競爭的製高點。隻有提高大中城市的競爭力，才能提高國際競爭力。過去浙江小城鎮發展快，大中城市發展相對滯後，而地級市是浙江經濟參與國際競爭的主力軍。因此，通過行政區劃調整，推進中心城市建設，強化中心城市的集聚功能和主導作用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