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國大夫陳成子（陳恒）在齊執政很有政績，頗得民心，在一次內亂中因擔心日後遭齊簡公報複而殺了簡公，改立簡公之弟為君。這確為“弑君”。孔子認為這有違“忠君尊王”之道，就請求魯哀公出兵討伐。哀公自然做不了主，要孔子去找三桓，三桓深知這樣做太迂腐了，自然不會答應孔子的請求，孔子也滿足於自己表明了態度，顯示了自己當前可能有的作為，就並不太顧及實際作用的問題，而以這種自嘲自慰的態度罷休了。
匡亞明先生講完上麵這件事之後評論說：“為什麼孔子一定支持簡公反對陳恒呢？唯一的原因就是在名分上簡公是君，陳恒是臣，臣隻能忠於君，不能反對或代替君。孔子在這裏連自己最崇拜的周公的話也忘記了。周公在《尚書·康誥》中說：‘惟命不於常。’《禮記·大學》解釋說：‘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這就是說，‘道善’的人應該代替‘道不善’的人，這是無數曆史事實證明了的曆史發展規律，周公已明白了這條規律。但孔子在請求討伐陳恒這件事上就表明沒有遵循這條規律。”我以為，這個評論不夠恰當。第一，陳恒之殺簡公，並非基於簡公“無道”，已成了他想促成天下有道的障礙，而是因為“恐簡公複立而誅己”（太史公語），即出於私心，這一點匡先生也承認的，既如此，怎能因陳恒的施政很得民心，就改變他弑君的意圖、性質呢？況且陳恒施政時簡公是君主，可見簡公並非他取得政績的羈絆。第二，孔子對這樣一個出於私心而弑君的人加以譴責，在道義上是正確的，不能因為他做了好事，哪怕是特大好事，就予以原諒。在道德上是不能講“儲備”的，過去的功德不能抵消當前的過失，孔子堅持這個原則有什麼錯？至於他是否僅僅出於“忠君尊王”的理論主張，這有待考證，現有資料還不足以證明，更為重要的是，在他那時代，涉及君臣關係的任何正確原則，包括我們今天也認可的原則，都隻能放到“忠君尊王”這麵旗下來宣傳，孔子在這方麵可能是迂腐的，但我們卻不能不加分析地譴責他在這麵旗下所做的一切事情。這是曆史局限性問題，不能設想，那時的先進思想家可能提出“作為臣下，隻要有道德有政績，就可以違逆以至誅殺無德無能的君主”這樣的口號來，除非是為了給當朝開國君主當年弑君奪天下作理論證明，像後來的孟子說周文王誅商紂王是“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那樣。第三，周公當年說“唯命不於常”，以及《禮記》給出的解釋，雖是總結了夏商興亡的經驗之談，但實是為他周朝滅殷商的合法性製造輿論，並以此告誡子孫，為保到手的江山永固，就不可濫行君主之權，既談不上明白了曆史規律，更不意味著他已開始主張隻要君主有錯，臣下就可以誅殺之——姑且不論齊簡公是否暴主昏君的問題。因此，匡先生責備孔子忘了周公的話，是不公允的。
第二是講學授徒。這生命的最後幾年，恐怕是孔子教學生涯的頂峰期，因為既已不渴求實際參政，就有充裕的時間和精力來搞教學了，而且自覺來日無多，以孔子的性格，不會安於頤養天年，一定要更加熱心於辦學傳道的，何況此時他的名聲一定更大，前來拜師求教的人肯定更多了。教學的內容，當然是以政治為主，例如下麵這有名的對話，一般都認為是這期間的事：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從這段對話看，孔子最看重人民的信任，把這放在“掌握槍杆子”（“足兵”，即擁有充足的軍備）和“國庫充實”（“足食”，實即打仗的物資儲備）之上，體現了政權鞏固與否決定於人心向背這個根本觀點，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正確思想，為後來儒家所繼承和發展。自然，這話雖然能夠為人民爭得一點現實的利益，但在根本上是為統治者、當權者著想，是教育統治者要把“取信於民”作為“固位保權”的首要手段來加以重視。
下麵一章記載的也是這期間的事，說明孔子把講學和顧問政治統一起來了。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子遊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偃是子遊的名，他當時正在武城那個小地方主政，按孔子的教誨，讓人民學習禮樂，所以孔子帶著學生到那裏參觀、視察時聽到了弦歌之聲，可他的感覺竟是“割雞焉用牛刀”，意思是在這偏遠小邑何必進行禮樂大教化，也即批評子遊小題大做了。子遊於是舉出孔子過去的一條教誨來解釋，說是孔子自己曾經說過，當官的人學了禮樂（道）會愛護人民，人民學了禮樂（道）就會更加聽話，容易役使。孔子馬上大聲向跟隨的學生改口，說子遊是對的，他先頭那話隻是跟子遊開玩笑。這裏我不來追究孔子先頭說的那話真是開玩笑還是後說的話乃出於他的機智，是用以掩飾開頭的失言的，隻想指出兩點：一是能夠這樣把教學和顧問政治、布道和履行職責結合起來，一定讓孔子很開心，他當是為晚年能夠過上這樣的生活感到欣慰的；二是子遊搬出的孔子的那兩句教導足以表明，孔子是把教育也當著統治者鞏固統治的基本手段的，從而證明我上麵對於他說“民無信不立”的根本用心的分析完全符合孔子的思想實際，一點也沒有委屈他。
這期間孔子的教學與顧問政治不但結合得緊密，而且十分自然。
子遊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台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嚐至於偃之室也。”
“得人焉耳乎”自然是問子遊在這裏為官是否覓得了好幫手，這樣發問既說明孔子重視人才，又表現了他對學生的關心。子遊的回答則表明孔子教導的人才標準是德才兼備，而“德性”就在於一心為公，不搞不正之風，不為一己私利走後門，托人情。若把這個“公”解釋為“人民”，這一條就又是孔子留給我們的傳統思想資源。
講到孔子這時期的教學，不能不提一下有名的“樊遲請學稼”那一章：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繈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人們常把這一章當作孔子輕視生產勞動和勞動者的證據而加以批判，匡亞明先生在其上世紀80年代出版的《孔子評傳》中還是如此，把這一章放在以“重視生產勞動的經濟成果，卻又輕視生產勞動本身的社會價值和意義”為標題的一節中進行論述，最後結論道：“這種把促進社會發展的崇高的創造物質財富的生產勞動及與之密切相關的生產技藝連同勞動人民一道加以輕視和貶低的思想……正是這一怪思想影響了往後長達兩千餘年的中國社會輕視生產勞動、忽視自然科學和技術開發，從而造成至今仍是沉重包袱的腦體分離、經濟和科技落後的曆史後果。這是孔子經濟思想中反映封建社會不合理、不公平現象的消極因素。”我以為，以這一章為根據對孔子作這種批評是不夠恰當的，是對這一章的誤解。
這裏的關鍵是要思考、想透引發這段話的背景。在種莊稼和種菜方麵孔子不會是行家，樊遲豈會不知？他真要學，去向老農老圃學就是了，何必到孔子這裏來自討沒趣？又，孔子為什麼不先問一問樊遲此問的緣由就這樣明顯不滿地生硬作答？這不有違他“誨人不倦”和“循循善誘”的師道、人品嗎？為什麼要等到“樊遲出”才發那一通大議論，而且最後還是歸到“焉用稼”上來？所有這些疑問以及孔子議論中的意思，要求我們設定這次談話的背景是：當時樊遲已經在做官，因為官做得不順利，未得老百姓的敬、服、信，於是萌發了棄官務農或與民同勞動的想法，前來征求老師孔子的意見。孔子認為官員安心做官才是走正道，不僅能夠促進天下有道，對自己也是“祿在其中”的，所以對於樊遲產生這念頭很是生氣，認為這是沒有出息的表現，這才作了那樣的回答，等樊遲出去後還發了那樣的議論——這顯然是因為樊遲並非不懂那些道理，他乃“錯”在不能堅持地實行下去，見難就退，孔子發這番議論是借機講給別的學生聽的。
很明顯，認定了上述背景，就必須說，孔子這不是在宣揚匡先生所說的“怪思想”，而是強調“上”即為官者隻要厲行他教誨的為官之道（好禮、好義、好信），就一定會出政績，使得自己的治區“近者悅，遠者來”，完全不必親自去“稼”。應該說，這個觀點不僅一般地說來是正確的，在人類還處於體腦分工階段的初期時，還是當時的先進思想，理當加以宣傳，孔子看到了這一點（不管他是從哪個方麵著眼的，也不必問有多清晰），指出官員的任務在於為體力勞動者營造一個好的勞動環境，而不是自己去種糧種菜，怎能反而說他錯了呢？像匡先生那樣地分析孔子的言論、主張，那是脫離曆史條件，苛求古人具有今人的思想了。輕視體力勞動，主張“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是“天下之通義”（見《孟子·滕文公上》），這是人類社會一定發展階段上的必然，非獨我國古代思想家才有的“怪思想”。把這種思想的產生和流傳歸罪於孔子，或“少數剝削者”，還說這是我國科技長期不發達的原因，就更不科學，錯得更遠了。
第三是整理古代文獻。既然不可能實際參政，而且參政這時也不是孔子的追求了，頗好的生活條件和不差的健康狀況自然會讓這位閑不住、極富責任感的老人，想到要在顧問政治和講學之餘，還做點“伏案”工作。這在現代人常是撰寫回憶錄之類，在孔子，想到的則是整理古代文獻。
子曰：“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這足以證明，孔子晚年“正過樂”，即把《詩經》中《雅》、《頌》各篇加以分類整理。這是專指樂譜曲調，還是特指詩歌內容，抑或二者兼而有之，以及“正”是否也包括刪削、增補、修改，都無從知道了。太史公說：“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史記·孔子世家》）但這孔子“刪詩”之說，自唐代以來的學者都以為不可信，因為孔子自己說過“誦詩三百”的話，說明“詩三百”是早就有了的定本的篇數，不會是他最後刪定的。
曆來認為，孔子還編過《春秋》，整理過《易經》，這裏涉及許多問題，幾乎是講不清楚的，我就不來摻和了。
最後還要講一下孔子晚年遭遇的幾件大事。
孔子歸魯後的第二年，即他70歲那一年，他的唯一的兒子孔鯉先他而逝了，年僅50歲。晚年喪子，是中國人認為的“三不幸”之一，可以設想，孔子一定是十分悲痛的，想到自己在外漂泊十多年，把兒子留在魯國照顧母親，和他對孔鯉的要求十分苛嚴，還會感到歉疚吧？《禮記·檀弓上》有則記載說：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之哭？”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
“期而猶哭”，是說母親死後一周年了伯魚還常常哭泣，所以這正是孔子歸魯那一年的事。這頗說明孔鯉對母親感情很深，對父親則敬畏有加，也說明孔子對兒子的要求是十分嚴苛的。這樣一個自己往日很少給予關愛的兒子死了，孔子怎麼能不悲痛呢？但孔子是最能用理性支配感情的人，不像常人那樣，對於自己曾經虧待過的人，就在他死後給予厚葬，既以安撫亡人，也讓自己得到“已作補償”的慰藉，他則仍然依禮行事，隻給孔鯉內棺，不用外棺（槨），將他安葬在他的母親的墓地旁邊。
孔鯉死後不久，孔子最心愛的學生、他視同兒子的顏回也去世了。這給孔子的打擊似乎更大，《論語》中有兩章記載說：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前一章，“慟”是極度悲傷義，“有慟乎”是問我真悲傷過度了嗎？末句是說：我不為此人悲傷，還為誰悲傷呢？後一章的“天喪予”可翻譯為：這真是老天爺要我的命呀！孔子的這種表現是否說明，他愛學生勝過愛兒子，愛才德兼備的賢者勝過愛自己的至親？但孔子同樣沒有因此失去理智，當學生們要求厚葬顏回時，他明確表示反對，當顏回的父親請求用他的專車換來顏回的外棺時，他也拒絕，理由簡單而明白：這不合乎禮製，也有違他主張的“禮，與其奢也，寧儉”的原則。
一年以後，孔子最忠實的學生子路在衛國遇難，雖然死得極為壯烈，但十分悲慘。孔子得到子路死訊後十分悲傷，《禮記·檀弓上》的記載是：“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吊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醢”即肉醬，前一個用作及物動詞。）
這期間孔子自己則生過一場大病，《論語》中有兩次提到此事：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欺誰？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對前一章，李零作了一個辨析，值得一看，他的結論是：“誄書是死後表示哀悼的文辭……當時孔子還活著，子路引之，很不得體，孔子聽了，很生氣。他說，是嗎？那你為我禱病，就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吧——你是盼我死呀。這是挖苦子路。”（《喪家狗——我讀〈論語〉》。以後凡引李零先生言論，均出自此書，不再作注。）按這理解，孔子很怕死，還怕人咒他，更不反對非“咒人”的、真是求神保佑長壽的“禱病”。但我以為這不是當時孔子的思想。聯係到3-13章孔子說“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來看，孔子問“有諸”是問子路憑什麼為他“請禱”，故而答話是針對子路的回答說：如果你就根據這個，那麼我早禱過了，意思是他一生問心無愧，無須請禱釋罪。可見孔子根本就反對“禱”，認為人的實際行為才是最好的“禱”。
後一章說明孔子至死都堅持實事求是，依禮行事，不願欺世盜名，弄虛作假，同時反映了他對自己的學生有著十分深厚的感情。
在經過子路慘死的打擊後幾個月，孔子去世了。據《禮記·檀弓上》記載，死前孔子預感到了自己將不久於人世，一天，一大早起來，背著手，拄著手杖站在家門口歌曰：
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禮記·檀弓上》）
歌罷，回屋當戶而坐。此時，聽到了歌聲的子貢進屋來探望孔子，於是又有孔子的下麵一番話：
賜，爾來何遲也。夏後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禮記·檀弓上》）
這是在講完夏、商、周三代的葬禮後，說他本為殷人，故前夜夢見自己安坐在兩楹之間，言外之意是，他應按殷代禮製安葬，但既然明君聖主尚未降世，天下恐無人尊崇他，如此禮遇他。最後長歎一聲：“我大概快要死了啊！”我認為，以上記載並不可信，必是後人出於尊孔心理，把他們對於孔子當時心態的設想當作事實來加以陳述了，但這種陳述本身卻是合乎情理的，就是說，很切合一個有思想、有抱負但一生都不得誌的人，臨終前針對自己而發的“總結性感慨”的一般情況。
果然，七天以後，即魯哀公十六年（前479）夏曆二月十一日（周曆四月十一日，公曆3月4日），孔子溘然長逝，享年七十三歲。《禮記·檀弓上》在上引那段孔子的話後加了一句：“寢疾七日而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