夾穀之會後，孔子在魯國朝野的威望大為提高，也更得魯君和實際當權者季桓子的信任了，因此，按《史記·孔子世家》的記載，開始“由大司寇行攝相事”，“與聞國政”了，就是說，不僅參與討論、決定魯國的大政方針，季桓子還讓他代行執政之職，成了小小魯國的第三號人物——第一號是毫無實權的魯定公，有權掣肘他的也是操實權的季桓子。孔子自然以為實現他的理想、主張的機會到了。根據當時魯國的情況，他的理想、主張在實踐上的要求，首先是“強公室，抑三卿，貶家臣”，即提高或者說恢複君主的權力，使三卿本人遵守臣道，不得僭越，三卿的家臣們也老老實實地忠於主人，不得跋扈。這是恢複周禮的第一步，是實現仁政，達到“天下有道”的基礎。於是他提出一個計劃，要求拆毀名義上屬於三桓，實際上控製在三個家臣手中的三個城堡，以防他們據以進行叛亂（史稱“墮三都”）。按說，這一定會得到定公的支持而受到實際當權者“三桓”（“三桓”是指魯桓公三個兒子的後裔，即當時的孟孫氏、叔孫氏和季孫氏，他們分別擔任司空、司馬、司徒，為魯國的“三卿”，以季孫氏權力最大）的反對，但由於也有“貶家臣”的內容，頗意外地得到了一致的擁護。但結果進行得並不順利，時間一長，季桓子警醒了過來，感到孔子的目的其實和自己的意圖是不一致的，真的墮了三都，他的權勢也將大為削弱，於是改變了原先的態度。就這樣，孔子與季桓子的親密合作關係（《公羊傳》中稱為“三月不違”）宣告結束，擺在孔子麵前的選擇是：或者放棄“強公室，抑三卿”的主張，屈從季氏，苟安地在魯國過下去，或者合作破裂，別尋出路。
“墮三都”的失敗給孔子很大的打擊，使他從充滿希望的躊躇滿誌狀態，跌入到了對前途感到渺茫的頹喪境地，他開始考慮是否離開故土，到他國去謀求實現理想抱負的問題了。這是件大事，孔子是個十分務實的人，當然不會輕易地作出決定。加之這時他已經54歲了，人在這個年齡遇到挫折，即使企圖重新振作也難免感到悵然、頹然。因此，孔子並沒有立刻離魯而去，他還存在一點希望，幻想季桓子回心轉意，繼續支持他的改革計劃。但他這個幻想沒有成為現實。令人深思的是，使孔子終於離魯出國，開始他後來長達14年的漂泊生涯的，竟是下麵這件小事——在哲學家看來，這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交叉點。
魯定公十三年（前497）春，即“墮三都”失敗後不久，齊國挑選了80名美女和一些其他的禮物送給魯國，以示將對魯國繼續實行懷柔政策，魯定公和季桓子大概因此覺得，在外交上不必仰仗孔子了，竟連續三日不理朝政，隻顧觀舞聽樂，欣賞美女，以此冷落孔子。看到這種情況，子路便勸孔子離去，但孔子還想再看一看，回答說，魯國快要舉行喪祭大典了，要是到時也給他送來祭肉（這說明當權者還願遵守起碼的禮數，心裏還有他），他就還可以留在魯國。結果是沒有給孔子送來祭肉，孔子這才明白，季氏決不會再信任他了。孔子這才決心離魯而去，據有的書上記載，走得十分匆忙，像是出逃，《論語》中則敘述得十分簡要：“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這裏我要交代一點，那就是因為《荀子》中有“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這樣一句話，後來的《呂氏春秋》、《說苑》、《史記》和《孔子家語》諸書都相沿用，20世紀中期的“批孔”熱潮中，更把殺少正卯說成孔子一上台就大殺革命者的罪狀而大事宣傳，但據清朝以後的學者考證，其實並無此事，匡亞明先生說：“這些學者對此所作考證，是很有價值的。”他綜述了他們的分析後，認同了這樣的結論：“七日而誅少正卯”其實“非孔子所能為，非孔子所需為”。我完全同意匡先生的意見，所以本書對此不作介紹和評論了。
2.漂泊生涯：前497—前484年
孔子離開他的“父母之國”——魯國到別的國家“求仕”，前後共14年，號稱“周遊列國”，其實隻真正到過衛、陳、曹、宋、鄭、蔡等大國，在匡、蒲、陬鄉和葉（楚國）隻是經過時稍為停留了一下，遠談不上“遊”或“訪”，而且居衛、陳兩國的時間長達13年多。所以，為了敘述的方便並給讀者以簡明清晰的線索，下麵將分為“居衛前期”、“居陳期間”和“居衛後期”三個階段來介紹——這實是采用匡亞明先生的分法，我隻是各增加了一個小標題。
◎居衛前期：前497—前493年◎
關於孔子帶著學生離魯時的情況，《史記》中有則記載不知是否可信，但很有意思，特抄錄於下：
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遊哉，維以卒歲。”師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己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
“師”指樂師，“己”是那位樂師的名字，他一定讚同孔子的主張，故而同情孔子的如此出行，實是出逃，才特意趕來送行，並說上一句安慰和鼓勵的話：“您沒有錯。”有這樣一位知己者趕來說這樣的話，孔子當然感到欣慰，心情會因此輕鬆不少。但又能向他訴說些什麼呢？無話可說，或道來話長，就隻好以歌代答了。季桓子對這歌詞的內容體會得不錯，懂得孔子是說因為對他沉迷於女色和弄權誤國感到憤慨，才隻好出走去“優哉遊哉”了。他竟“喟然”而歎，是否說明這位權臣內心還能隱忍地承認自己有錯，不想責備孔子？
在奔赴衛國首都的途中，孔子一行看到衛國到處熙熙攘攘，頗為興旺，孔子的心情更好了，就開始講學論道起來。《論語》中有一章說：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這段廣被征引的有名對話大概就是這途中發生的，孔子的回答所顯示的思想是：要與民休息，使人民能夠活下去，能夠生兒育女，還要幫助人民發展生產，讓人民過上較富裕的生活，最後，要在這個基礎上教化人民，爭取國人都成為有道德、有教養的人。這個對民“庶之、富之、教之”的排序，從一個方麵體現了孔子的政治理想。這次途中孔子師徒間有這個議論，或許說明，他們正是想到衛國來實現這個社會理想。
有文獻記載說，孔子一行來到衛國後，先是住在子路的大舅子顏濁鄒家中，後來則搬到曾對孔子表示過友好的衛國大夫蘧伯玉家。
以孔子當時的聲譽和他在魯國有過的地位，他來到衛國自然是一件大事，必然引起衛國朝野的關注，所以衛靈公很快就接見了孔子，並立即表示讓孔子享有和他在魯國時一樣的俸祿——年薪六萬鬥（相當於今天二千石）粟米，夠孔子師生吃用了。但衛靈公並未重用孔子，也未向他谘詢國事，僅僅是把他作為國賓養起來，表麵上則顯得對孔子非常敬重。這在靈公方麵是很好解釋的，因為他並不欣賞孔子的政治主張，他向往的是當時各國君主共同希求的東西：擴大勢力範圍，稱霸諸侯，而這正是孔子反對的。他之所以又禮遇孔子，隻是為了得到“尊賢”的美名。孔子來此是為了求官參政，不是來謀生活，現在受到這種“熱情但不任用”的對待，當然很是失望。這一次孔子在衛國共住了五年，但中間頗多波折，幾次離開後又返回來。這裏麵的具體情況，文獻少有記載，我們知之甚少，但可想而知，這五年中孔子是很不得誌的，大概隻能以努力於教書育人來排遣寄人籬下、難展鴻圖的頹喪心情。事實上，這五年中孔子確實結交了不少朋友，招收了不少學生，子貢這位有名的“孔門弟子”，就是這期間招來的。但對我們認識孔子來說，這五年中倒是有一件事值得一提。
衛靈公有個夫人叫南子，是個名聲不好傳說為不守婦道的女人，但頗得靈公寵愛，以致左右了當時衛國的朝政。南子大概是想通過結交孔子來提高自己的聲譽，所以她也派人送信召見孔子。關於這件事，《史記》上說：“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這當然是可能的，但我認為，既然南子可以左右衛國朝政，孔子又想在衛國謀求參政，現在有機會去見她了，怎麼會願意錯過？因此，說孔子是為了能夠參政，故而接受了南子的召見，當是更加合理的猜測——任何史書上的這類記述都是猜測，問題僅在哪種猜測最合事理和邏輯，總之，事實是孔子確實會見了南子。《史記》對會見時的具體情況也作了描述，那必是太史公的想象，不會是根據目睹者的回憶。《論語》中就隻記載說：“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從這個記載看，子路不悅是因為南子名聲不好，認為孔子去晉見這樣一個人有損聲譽。這很合子路的性格和為人。孔子因此竟如此失態，向學生發起誓來，為什麼？向子路解釋說，為了達到偉大的目的，有時也需要不顧個人尊嚴，甘於受辱，不就行了嗎？子路一定會滿意這個解釋，並將更加了解、佩服老師的見識和人格的。孔子不是如此表現，邏輯上隻有一種可能：他認定子路不會相信他僅僅是為了達到偉大目的而去接近南子，即子路不悅是因為懷疑他有“瞻仰南子美色”的用心。孔子不能容忍學生這樣看他，又無法證明自己的清白，隻好這樣賭咒發誓了。這似乎說明，孔子也很看重自己在男女關係上的名節，而且他確實是光明磊落的。聯係到孔子感覺有學生懷疑他教學上有所保留時，也使用發誓的方式聲明他“無隱乎爾”，則更要說，在人格、道德的問題上，他是決不願意受委屈的。
衛國有位叫公叔文子的大夫，頗負盛名，《論語》中有記載說，孔子曾向一個叫公明賈的人打聽、落實他聽說的關於公叔文子的為人情況，來衛得知公叔文子確是一個見得思義的君子後，孔子引以為同道，還與公叔文子的兒子（公叔戊）有了往來。但公叔戊卻為人驕橫，衛靈公很惱火他。公叔戊繼承父親的爵位後，便糾集同夥密謀殺害衛君和南子夫人，結果因事情敗露而出逃蒲地。孔子與之有所交往，靈公自然要懷疑他也參與其事了，就派人對孔子進行監視。孔子無法不動聲色地釋去嫌疑，又有理由擔心竟因此獲罪於靈公，便離開衛國，準備前往陳國。但行約百餘裏，來到鄭國匡邑地方時，卻遭遇到了一個大危險，孔子險些喪命。原來此地本屬衛國，後來被鄭國侵占了，早些年魯定公率兵伐鄭時，陽虎隨軍參戰，曾對匡人多所殺戮，匡人至今懷恨在心，不想此行給孔子趕車的弟子是顏刻，他當年是陽虎手下的人，也曾攻入匡地，經過匡邑城邊時，他手指城牆的一個缺口說：“我就是從那裏進城的。”他這話被匡人聽到了，加之孔子的相貌有點像陽虎，他們就誤把孔子當陽虎抓了起來，前來作解釋和保護的弟子們則被驅散開去。幸好這場誤會終於消除，孔子得免於難。《論語》中有兩章涉及此事：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前一章如何解釋，我們留到後麵去說；後一章記載的師生見麵時的兩句對話，真令人感動：孔子不是先介紹自己如何脫險，而是說“我以為你死了”，實是說：“我真擔心你被他們打死了，急死我了！”顏回的一個“敢”字，則把尊師、愛師之情，護師的責任心、義務感，以及“君子任重而道遠”的胸懷全盤托出。我們常聽到的是“何敢不死”，那多半是在人隻有用死來證明自己的清白即還是一個“人”的時候發出的悲鳴、哀號，人的生命的這種“證明作用”，表明人的生命不等於生理學、生物學、醫學中所謂的生命，而另有其意義在。既然人的生命的死亡可以用來證明使人成為人、稱為人的那種東西的確實存在，那麼，人的生命的保全就也應能夠起同樣的證明作用，否則，人該早就死光了！所以顏回的“何敢死”乃等於說“何敢不生”，他正是以此申明他身上有著他能夠據以稱自己為人的東西在。這就是顏回！孔子最喜歡、器重顏回，是否主要就是因為顏回領悟到了人生的這個意義？顏回達到了這個境界，又是否因為受教於孔子這樣的老師？
據《史記·孔子世家》的記載，在匡地遭遇劫難之後，孔子決定不再出走他國，而是返回到衛國去。他是基於怎樣的考慮，為什麼不擔心衛靈公懷疑他、加害他了，司馬遷未作交代，其他文獻上也未予討論，我們也就不必猜了。
返衛途中又發生了一件事，這件事消除了衛靈公對孔子參與或支持公叔戊叛亂的懷疑，因此，孔子回到衛國時非但沒有受到指責，反而受到衛靈公的熱烈歡迎，靈公還親自到郊外去迎接孔子。事情是這樣的：公叔戊逃到蒲地後，因為那裏原是他的采邑，有他的勢力在，他就把那裏作為他反抗衛靈公的根據地和大本營了；孔子返衛經過蒲地時，公叔戊手下的人就將孔子扣留，想逼迫孔子一行加入他們的謀反活動。孔子不從，師生們與蒲人發生了激烈爭論，弟子公良儒還表示：“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鬥而死。”蒲人隻好讓步，表示他們可以不強求入夥，條件是孔子不再回到衛國去。孔子同意了，於是師徒得以離開蒲地。但孔子沒有遵守這個諾言，還是回到了衛國。據說，以仗義出名的子路對此大惑不解，向孔子質疑說：“盟可負邪？”孔子的回答是：“要盟也，神不聽。”意思是：不履行這種被要挾答應的條件，上天是不會責怪的。這個對話大概是太史公想象出來的，但他想象得十分符合子路的性格，在這種情況下，公開直率地向孔子提出這樣的質問，在子路是必然的，不加上這個對話，子路的形象就模糊了，有矛盾了。至於孔子的回答，也不違他的思想的一貫邏輯，因為他顯然是把答應上述條件，看作是他對蒲人（即公孫戊）進行鬥爭而且是敵我性質的鬥爭的謀略，是理應可以采取包括諸如隱蔽、誤導以至欺騙等（所以說“兵不厭詐”）手段的，在應允時非但沒有打算踐履它，正是決心違背它，因此，這裏根本談不上違諾，失約、背盟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