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實踐上說，不交代要人去“複”的禮有個合不合理的問題，也就是預定了那個禮是合理的，故而人隻須去“複”，不必問它合不合理。因此，孔子之道不會是革命的意識形態，不能是啟動改革的精神動力，它是保守的，隻能用來維護已建的、現存的秩序。換言之，它隻是治國之道，不是“打天下”、“搞變法”的指導思想。這一點，趙匡胤的治臣趙普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說“半部《論語》治天下”，不是幫趙匡胤總結經驗說“半部《論語》（打）得天下”。曆代統治者，特別是造反得天下的開國皇帝們，也都很明白這一點，所以他們一旦政權到手，就要求別人放棄遊民意識，轉而大力推行孔子之道。這個事實又證明，孔子之道隻是徑直教人複禮，並不教人先問一下那要去“複”的禮是否合理。所以它在實踐上將隻是保護在這個禮製中獲利者的利益，在等級製社會，則特別是維護那居於等級頂峰者的利益：大家都依禮而行，人人都講道德，那就全國都服從他一人了，至於他本人，即使“禮”對他的行事也有所規定，但沒有人監督他了（在等級製中，下級行為是否合禮總是由上級來監督，來裁決的），禮又不會說話，必實際上是他願意怎樣就可以怎樣，對他而言是不存在有禮要去“複”的，他是絕對自由的。這對於肉身之人來說，真是極大的誘惑。因此，孔子之道成了最高統治者搞專製獨裁的“思想武器”、“精神工具”，即使董仲舒不搞出個“三綱五常”來，從本質上說，也是如此，有了“三綱五常”的明文規定，他運用起來將更為順當而已。
對一般社會成員而言，不問禮本身的合理性而隻顧去“複”，則是走向奴隸主義，成為獨裁者的奴才而不自覺，還自以為是有道德的人。因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這些話，如果沒有一個超出禮本身的東西作“害仁”、“成仁”的標準，亦即“誌”就在於“複禮”的話，那就不過是起激勵“複禮”的堅定性的作用，這時候，講道德、複禮、追求真理，是三合一的，說得更準確點，在行為者心中是未予分化的。曆史上的“真大儒”的表現就是如此，他們有大學問，一身正氣，道貌岸然，可在昏君麵前，在不懂事的“孩子皇帝”麵前，卻那樣畢恭畢敬，以至低聲下氣；他們廉潔奉公，克己待人，對人民有著深深的同情，但鎮壓起農民起義來，又一點不手軟。對他們這種雙重人格的表現，我從前讀清官小說時常掩卷沉思，感到不可理解，現在才懂了：他們隻認禮！這種思維定勢、心理情感，也“傳染”到了並非大儒但很樸實的老百姓中。中國人的是非觀念大大弱於道德觀念，大概可以從這裏得到說明。
在“禮”客觀上很合理，又並不存在專製獨裁者的情況下，“隻認禮，不講理”，當然不會實際地造成弊端，而是堅強地起著維護社會秩序的好作用。孔子就是這樣設想他的時代情況和這樣期待他的理論的社會效益的，所以我們不必責怪孔子，就像不必批評歐幾裏德沒有交代他的幾何學隻適用於有限空間一樣。但我們現在來講繼承孔子之道，就不能不指出它有這個局限性了，並且要特別針對這個局限性對它進行改造，因為我們所處的是一個改革的時代。為此，我提出以下三點建議。
第一，要把“複禮”和“權力監督”結合起來，以防止出現“多數人複禮，少數人得利”的局麵。要講清這個問題，恐怕得有一部專著，但我以為也可以用幾句“蠻話”說明白。禮，亦即規章製度，行為規範，用現代話說，遊戲規則，它自身不說話，人的行為符不符合它，得有人來判定（所以規則極為明確的比賽，也要設裁判）；於是，在有“上下級關係”的情況下，下級行為合禮與否，必然地是由上級來裁決，並且這本身也是“禮”；這樣，處於最上級位置的人，實際上就是行為者兼裁判者，就可以為所欲為了。這是理論的必然，他實際上是否違禮行事，則取決於他的個人品質與性格。我國近些年來流行一句“進口名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絕對導致腐敗”（原文是Powertendstocorrupt;absolutepowercorruptsabsolutely.所以通常的譯文後句作“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乃是誤譯。最先指出這一點的是李澤厚先生）。這話被人們當作“絕對真理”了，但其實講得不準確，因為忽視了這後一點，而我們當然不能一般地否認有“內聖外王”者。應該說，問題乃在於決不能把避免出現“眾人都複禮，唯我可以無法無天”的局麵，完全寄托於最高領導人的個人操行上。在全國大範圍內是如此，在個單位的小範圍裏，也是如此。這才真是我們幾千年的曆史經驗教訓，全人類的經驗教訓。為此，就必須有所謂權力監督。由此可知，權力監督是要為“最高上級”是否“複禮”，設置一個裁判者和調控者，其本質要求是這個裁判者和調控者不也是他的下級機構，因而他不能不接受它的裁判和調控。我國曆史上的諫官製其實正是起這個作用，缺點是諫官又歸君主管著，所以終於起不了作用。西方國家是使用三權分立的辦法來解決這問題，但那不適合我國國情。我國以采用什麼形式為好呢？這是我國改革事業要解決的大問題之一，但這屬於政治學討論的問題了，超出本書的範圍，我也就不多說了，我隻從繼承孔子之道和個人修己進德的角度講一個意思：我以為，有了這個權力監督，“最高上級”雖然不能放肆地做壞事了，但反而可以放心地大做好事，因為他再不必擔心別人背後議論：“他不受人管束，自然可以無法無天。”在沒有監督的情況下，心地善良、追求道德人格的“最高上級”，是難免有這個顧慮的——從這個方麵看，倒可以說絕對權力絕對導致不幸，不是眾人的不幸，就是個人的不幸！
第二，要把“禮”改造為關於“遊戲規則”的現代觀念，以增強“複禮”中的權利和義務意識。十分明顯，“隻講行為合不合禮，不問禮本身合不合理”，這個思維定勢乃根源於把禮看做是外在於行為者的東西，是他一生下來就遭遇到的“外部環境”，因此隻能去適應它，無力也無權過問它“為什麼要如此”，就像我們來到異國他邦，隻能“入鄉隨俗”，不能要求人家按我們的規矩接待我們一樣。孔子就是把周禮看做這樣地被人接受下來的，“自然合人性”的、理想的禮製，並不視之為當代人參與進來一起製訂的行為規則，因而他隻要求人們去“複”，不講要事先來一番“審”。這是他的時代給他造成的局限性，也是“禮”這個概念本不能引發他的“審”的想法使然，因為即使在今天，提到製度、規範、禮節之類時，人們直接想到的也隻會是“遵守”，一般不會去考慮它本身的合理性的，除非把它看做是“自己的”，並且萌生了改變或改善它的念頭。“遊戲規則”這個概念則正好相反：提到“遊戲”，人直接想到的是“參加”，並且既然是遊戲，就是自願參加，而這個“自願”，正在於對規則進行審視甚至提出修正意見又得到各方同意後的肯定表態。因此，“遊戲規則”概念本身提示遊戲的參與者：要先行審視，然後參加。這還有個大好處：由於是自己審視後同意的，甚或參與製訂的，所以執行起來（“複”它的時候）更加自覺，更會守信，對違規受罰也更願接受。
因此我認為，把孔子的“複禮”改造為“遵守遊戲規則”，是批判繼承孔子之道的極為重要的步驟，將使孔子之道現代化，還將因此帶動其他觀念的現代化改造。例如上麵說了，這會增強誠信意識，還會強化平等觀念——參加遊戲的各方隻能是平等的，誰也不能把規則外的東西強加給別人，否則，遊戲就進行不下去了。甚至還能強化人們希求整個社會穩定的心理，因為任何一項遊戲的正常進行，都需要不受局外人的幹擾，也即有個安定的外部環境。我們今天是改革的時代，許多製度、規範有待我們去改造、完善，我們還要建立許多新製度，突破孔子之道的“隻認禮，不講理”的局限，樹立遊戲規則觀念，是極其必要的；新規則一旦建立，必須得到嚴格遵守，不允許有特權者，從這方麵看，樹立遊戲規則觀念同樣大有幫助。
第三，要把更加偉大的理想、信仰注入到“複禮”之中。孔子的“克己複禮為仁”不僅預定了禮的合理性，把禮本身當作了最高價值標準，由於這個禮不是行為主體經過審視後選擇的，就還把複禮當作了被動的適應性行為，並且一般地把不複禮、違禮表現指摘為“喻於利”、“見利忘義”的小人行徑了。這不但在很大程度上抹殺了人作為道德主體的能動性，把“為仁由己”局限在“依循此禮”和“不依循此禮”的狹小圈子裏了，當“這個禮”客觀上是不合理的，甚至是為少數人甚至某個人謀利而設下的“圈套”時，依禮行事者就會淪為自以為有德實際上則在犯罪的悲劇角色——“悲劇”的一個定義是：美好的主觀願望被客觀現實撞得粉碎。前文提到的真大儒竟去血腥地鎮壓農民起義，就屬於這種情況。
“隻認禮，不講理”，還有一個更大的缺點，那就是這會給並不真追求道德的人一個借口，使他們發現了自己行為客觀上給他人、給人民造成了危害時，他們竟可以用“我是依禮行事”逃避道德譴責，甚至還要撈個“有道德”的美名。這，每個人都應該有經驗的。例如，你奉上級之命辦了一件你事前就明知不道德的，或事後證明為不道德的事，你會有良心的痛苦，從道德上反省自己，或接受別人的道德譴責嗎？多少會用“我必須遵守紀律，服從命令”來為自己開脫吧？如果這時候上級出麵來替你承擔責任，就更如此了。這種逃避道德譴責的心理和辦法，我們中國人是普遍存在，而且運用得很“嫻熟”的。上世紀中期，我國社會有過那麼多“左”的運動，給許多人造成了災難，給國家、民族造成了極大的損失，現在我們是認識到了，承認了，也可能都確實感到痛心，但有幾個人從道德上檢討過自己？恐怕大多都用一個“左”字，用“當時有當時的認識”，輕描淡寫地打發過去了。都真的純粹是認識問題嗎？每個人心中都有數的。這裏的原因，和事後以至現在該怎樣處置那些“左”的人，才體現了社會公平，以及該怎樣總結那段曆史經驗，可能涉及許多問題，我不能多談，我更不主張要算曆史賬，隻想又從繼承孔子之道這個角度講一個意思：今後我們作道德教育和道德宣傳時，一定要強調一個觀點：“複禮”之前，特別是被要求去複某個禮時，務必用自己信奉的更高原則，以至最高人生理想，去衡量一下那個禮是否合理，即是否與自己歸依的理想目標一致，若是一致，自然要義無反顧地複下去，否則，要堅決拒絕之。這才是真講道德，才真批判地繼承了孔子之道，才把“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喪生以成仁”改造成了現代版的豪言壯語。還要宣傳一個觀點：在道德上，上下級是平等的，“要服從上級的命令”不足以構成推卸道義責任的理由；把“聽自己的話”當作下屬道德品質好的鑒定標準，則是典型的現代版的“三綱五常”觀念，正說明這樣的領導人是缺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