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小瀅
我上世紀三十年代出生於美麗的武漢大學所在地珞珈山，長在艱苦的抗戰歲月，現旅居英國。在我童年與少年的時候，我的父親陳源（字通伯，筆名西瀅），擔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母親淩叔華是一位作家，時為公認的才女。她與蘇雪林、袁昌英當年在武大被稱為“珞珈三女傑”。在我的童年記憶裏，那段時間父母寫作、教學、翻譯、辦刊物，忙得不亦樂乎，過著充實的生活。但是他們很少過問我的情況。因此我這個獨生女的童年，沒有像現在很多獨生子女家庭所享受的王子公主般的生活，似乎卻像一個“野孩子”。沒有印象母親為我洗洗小髒手，而至今我腰部一塊大大的傷疤，竟然是我還在繈褓中落下的，那是尿布上的別針劃破了一個月大的我的腰。母親多年後告訴我，作為新派的父母，他們是按書上的“教導”來育兒的，以為孩子哭是要求母親照顧才哭，所以隻能4小時才可以看望一次孩子。在炎熱的武漢，別針紮得我整整哭了4個小時。哭啞了嗓子以後，她才發現是這樣的原因造成的，到醫院就醫時腰部已經是血淋淋一片。長大後，母親告訴了我這一次嬰兒時的“磨難”。或許是過早經受了“磨難”，所以我兒童時代相當皮實。以後我的童年就是和小夥伴在草叢中打滾，瘋跑，你追我趕。我像男孩子一樣。所以在我抗戰時期用了一個鐵雲的名字以後，小夥伴們更時常稱呼我“鐵姐、鐵哥、鐵弟”。這些，我在後麵還要提到。
我雖然缺乏一些細致入微的母愛嗬護，但是母親卻給了我不尋常的母愛，世間女兒所少能得到的愛——這就是她為我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初期建立起來的第一本紀念冊，值得我一生收藏。後來在此基礎上我也繼續做，以後竟發展到三冊。
抗日戰爭一開始，因日寇逼近武漢，父親便隨武大先期遷往四川樂山，母親帶著我隨後乘船赴川與父親會合。可是到了四川樂山不久，因為我外祖母在北平去世，所以母親又帶我從抗戰大後方的四川去了已被日軍占領的北平。我們在北平史家胡同我母親的舊宅住了沒多久，就搬去了海澱燕京大學南門外的羊圈胡同。在那兒我上了燕大附小，結交了不少小朋友。兩年後，1941年的秋天，母親帶著我又回四川。那時正是珍珠港事件前夕，我們離開北平，到上海，經香港轉到廣州灣，我們乘的是香港淪陷前的最後一班船。到了廣州灣之後，聽說香港已經淪陷，所以又趕快逃難，乘了小火輪，擠上破舊的長途汽車，經廣西柳州、桂林、金城江，再到貴陽、重慶，最後回到樂山，已經是1942年春了，這中間竟用了大半年的時間！我的第一本紀念冊就一直陪著我跑了這麼多地方！
此後不久，父親和一批教授被政府派去國外，向世界人民宣講中國的抗日戰爭，以爭取國際援助。因為父親走得倉促，沒能在我這本紀念冊上題字。在紀念冊上我母親畫的是我們在樂山的住處。開始我們先住在一棟茶樓改裝的房子，那時我父親還在樂山，還有我的祖母和大姑姑。後來我母親帶我去了北平，三年後再回樂山，那時我祖母已經去世，大姑姑不久之後也去世了。我父親在1943年底去了英國之後，我們搬到了武漢大學在樂山為教職工築的宿舍。我母親特別在我們家前麵的大樹旁邊修建了一座小樓，就靠著大樹，小樓很小，上樓是從外麵小梯子走上去的。下麵是一間很小的房間，可以在那裏吃飯。樓上是母親的書房。她不在樂山的時候，我就上去睡覺。她畫的下麵這幅畫就是那座小樓，因為在上麵可以看到樂山的美麗風景。當時許多孩子都做了自己的紀念冊，我也做了一本，這樣我就擁有了第二本紀念冊。那時大概是我母親相當快樂的日子，我的幹媽袁昌英、幹爹楊端六、幹姐楊靜遠、幹弟楊宏遠，以及蘇雪林教授等都在我的紀念冊上題了字，留下了他們親切的祝願。我當然也請了許多小朋友和他們的家長題了字。
第三本紀念冊是朱光潛伯伯送給我的，大概他看到我那兩本紀念冊已經顯舊，所以送了我一本很漂亮的、還有硬殼的本子，這讓我愛不釋手。他在首頁上寫了“皆大歡喜”四個字，並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為了去英國與在聯合國工作的父親團聚，母親讓我先搭一輛大卡車去重慶找我二叔，我就帶了珍貴的三本紀念冊和一些書、信等上路，當時我就把這些認為是最貴重的東西，都放在大衣裏層的夾縫中。當年隻有七八十斤的我因為身上鼓鼓囊囊地塞著這些寶貝，看上去就像一百多斤的人一樣。我一樣也沒丟下，特別是這三本紀念冊，倍加珍愛，以致毫發無損。1946年，我母親到了重慶，找到軍用飛機帶我飛到上海又轉北平。到了北平，停留了幾個月，又去上海等船。在上海等船的時候，我母親去看望一些文學朋友，如魯迅夫人、陸小曼、靳以等，而後登船。這艘去美國的商船是“麥旗號”（或曰美琪號，譯音），碰巧的是，有不少名人都在這艘船上，如馮玉祥、李德全、馮友蘭、司徒慧敏、葉淺予、戴愛蓮等等，於是媽媽請這些名人前輩在第三本紀念冊上題了字。到了美國之後，要乘火車從舊金山一直去紐約，中間還在居住在美國中部的十四姨和姨夫（即本書中陳克恢、淩淑浩夫婦）家住了幾天，他們也在我的紀念冊上題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