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老是1953年去世的，享年89歲。
記得吳先生有兩個孩子，一個男孩一個女孩，都患有很嚴重的病。
羅家倫先生抗戰時期任中央大學校長，抗戰時中央大學遷入重慶沙坪壩，我在重慶時常看見他，他非常愛小孩，特別愛逗我，用手杖捅我的脖子。近年，我與羅先生的女兒羅久芳取得聯係後，延續了兩代人的友誼。她為我從他們父女兩代曆史學家的豐厚史料積累中找到我父母的書信墨跡近四十封，給我郵寄到倫敦，她對於曆史研究嚴謹，對於朋友的熱忱，值得敬佩。她還告訴我，她的父親與吳老先生是忘年交。以下是羅家倫先生的文章，他寫的關於吳先生的文章概括了先生的品德與學識。
名家談名人
我所了解的吳先生（節選）
羅家倫
吳先生的交遊很廣，許多當時的名流，如蔡元培先生等都是他的好朋友。吳先生的成就和貢獻是多方麵的。在教育文化方麵他的貢獻很大。吳先生的眼光非常深遠，他看出我們中國雖然同文，但各省的讀音卻有很大差別，這是民族團結的大障礙。所以在民國二年，他擔任了全國讀音統一會的會長，製定注音字母（後改為注音符號），致力於統一全國的讀音工作。吳先生深通中國文字聲韻之學，對西方文化與科學方法也有很深刻的了解，所以他知道怎樣使他的方法科學化，知道怎樣去說服別人，有計劃、有步驟地貫徹自己的主張。他所領導的全國讀音統一運動，不僅是中國文化的一大交流，而且增強了中國全民的團結。
吳先生的學問浩瀚無比，包羅萬象，思想亦頗能符合時代潮流。在過去，中國許多學人都昧於國際知識，夜郎自大，看不起西洋文化，而先生卻能客觀冷靜地來做研究和比較。他非常反對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他認為先有了“西學為用”的主觀觀念再來談此一問題，其結果必致隻見中學之體，而不見西學之用。吳先生有自己獨特的看法，有真知灼見，故能言人之不敢言，主張人之不敢主張。
吳先生的言行對中國近代政治有很大的影響，他雖然不做官，但每當民族麵臨危機之時，吳先生輒挺身而出，絕不回避。他的朋友如果對國家有貢獻他一定支持讚助，不遺餘力；如果對國家民族的利益有違背，他就毫不留情的予以攻訐，一秉至公，全無私意，使人望而生敬。吳先生與汪精衛是好朋友，但當汪賣國行跡暴露以後，他馬上用其犀利的筆，予以誅伐，就是例子。
吳先生畢生服務國家民族，但從未任過官職，一生布衣，閑雲野鶴，逍遙自得。他欲言，別人無理由幹涉他；他欲行，別人也亦無理由幹涉他。他給人的印象是“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的不可測度。
名家後人群言堂
吳稚暉與國民參政會
羅久芳
父親早在北大學生時代便認識了吳稚暉先生，並結成了三十多年的忘年交。1920年他到唐山去參觀吳老辦的工業專門學校，也一同去過煤礦和京奉鐵路製造廠；並聽到吳老談他在巴黎辦中國大學、回國推行“西文漢讀法”和“注音字母”等創見，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1925年父親在德國留學時寫了一篇《吳稚暉與王爾德》，投給《現代評論》發表，後麵有小瀅父親的附記，這是他與小瀅父親陳源（西瀅）先生的最初結識。1960年代父親主編的史料中有《吳稚暉先生選集》上下冊，《吳稚暉先生墨跡》，與《吳稚暉先生全集》（共十八冊）。
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前，國民政府正開始籌備實行憲政。為了團結各黨各派，溝通朝野意誌，集中力量對日抗戰，1938年組成的“國民參政會”，是一個議會雛形的谘詢機構。其成員都是各地區、黨派和集團的民間（非官方）精英，包括了吳稚暉、張伯苓、董必武、章伯鈞、傅斯年、梁實秋等二百多人。我的母親張維楨也曾任第二、三、四屆參政員，記得她開會時住的女參政員宿舍裏，有吳貽芳、鄧穎超、史良和王明（陳紹禹）的夫人。1948年行使“五權憲法”後，參政會才告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