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外，父親經過幾十年的教學實踐，建立了一個完整的漢語教學教材係列，包括口語教材，如1947年的《粵語入門》和1948年的《國語入門》；閱讀教材，如1968年的《中國話的讀物》；語言專著如《中國話的文法》；工具書如《國語字典（簡明中國話的字典）》等。這些都是用英文出版的。
父親的語言研究和他的教學活動通常結合在一起。他通過暑期語言講習班專題演講、各種學術會議宣讀論文、作專題報告或係統講學論述自己的研究工作並進行交流。比如他幾乎每年參加在美國的幾個大學的暑期語言學習班；1946年父親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成立大會上用法語作大會學術報告（題目The Efficienc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s a System of Symbolism）；1959年他曾應邀以中華基金會語言學講座在台灣大學作了有關語言問題的十六講；1959年又以傅爾布萊特研究學者（Fulbright Research Scholar）在日本京都大學作中國語音學和文法係列演講。他的每次報告或演講都是認真、充分準備，且進行試講。他講解深入淺出，舉例生動，並且很幽默。在他日記中常看到類似這樣的話：“報告中穿插的笑話得到預期的反映。”
父親僑居海外四十餘年，繼續發表和出版有關語言的論文和專著，特別在退休以後更專心致誌從事論著。大部分是用英文發表或出版的。
1959年作為台灣大學文學院叢刊之一，出版《語言問題》一書發表父親在台灣大學的演講記錄，全書十六章。該書係統地講述了語言學以及與語言學有關係的各項基本問題，可以說是用中文寫的第一部普通語言學的書，是父親的重要著作之一。1979年北京商務印書館再版，父親為新版寫序。他謙虛地說：“這書自從1968年再版以來又十多年了。現在又有再印的計劃，總是還有點用處吧？”
1968年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Language and Symbolic Systems（語言和符號學），原著英文。這本書本來是根據《語言問題》一書改編的，內容有好些出入。這本書出版後立即受到世界各地語言界的重視。我在父親文件夾中就看見列出的書評四十多篇。這書出版後在幾年內便被譯成法文（1979）、日文（1972）和西班牙語（1975）出版。
在語法方麵，《中國話的文法》是父親最重要的著作。1965年曾於加州大學內部出版，1968年正式出版。中國百科全書1988年介紹說“這是一部方法嚴謹、係統分明的大書，有很多創見意義”。還說“無論從立論的深度說，還是從影響的廣度說，《中國話的文法》都是最重要的漢語語法著作之一”。這本書致獻給我母親，父親說：“我太太一不留神就說出些中國話的文法的絕好的例子，所以我致獻這部書給我太太。”此書原著為英文，1979、1980年先後由呂叔湘先生摘譯、丁邦新先生全譯成中文。
1976年《中國社會語言集——趙元任論文集》（英文）出版，論文集編入了父親近年關於中國語言的二十六篇論文，按關於中國方言及語言統一的各方麵；關於方言比較及西方比較及兒童語言問題；關於語言的哲學方麵，例如邏輯與文法的關係；關於中國語言應用各方麵的結構四個部分編排。
父親晚年也從來沒有停止研究工作，當時重點進行中國通字方案的研究。《通字方案》一書是父親最後的一部著作，1973年周恩來總理很關心地問及該書的出版。這部著作1983年由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可惜父親自己沒有看到。
我國語言界一向給予我父親高度評價，稱他是“中國語言學之父”。我國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先生說：“趙先生以活的語言作為研究的對象，為中國語言學的研究開辟了一條新路，他引導我走向了這條新路。”我國另一位著名語言學家、父親早年的學生王力教授說：“趙先生以前的語言學家其實是語文學、文字學家。”父親為中國現代語言學的創立和研究奠定了基礎，鋪平了道路。他是一位富於開拓精神、敢於改革、敢於創新的人。
父親的成就和貢獻也為世界所公認，他是惟一當選過美國語言學會會長（1945）的中國學者。1960年當選美國東方學會會長。三次榮獲大學榮譽博士學位：1946年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Litt。D、1962年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LD、1970年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人文榮譽博士。1954和1968年兩次榮獲穀根函（Guggenheim）獎金，該獎金授予過去的工作中表現出具有最高的學術水平和科研能力或表現出具有很強的創造能力的人才。1959年獲得獎金以傅爾布萊特研究學者（Fulbright Research Scholar）名義到日本京都大學講學。1967年加州大學授予教授研究講座稱號（Faculty Research Lecturer），這是該校授予教職員的最高榮譽。1981年父親最後一次回國，北京大學授予他名譽教授的稱號。
“業餘”的音樂作曲家
父親在音樂方麵的活動大
部分是業餘的。但是由於他的音樂創作跟隨時代前進的潮流，反映了“五四”以來一代要科學、要民主、要改造社會的進步人士的思想感情，所以很有影響。1928年出版的《新詩歌集》正是在那個時代的創作，該歌集的萬言長序表達了父親的音樂思想和觀點。我的姐姐趙如蘭，哈佛大學音樂係教授，編寫了《趙元任音樂作品全集》（1987年上海音樂出版社出版）。關於父親音樂創作方麵，請讀者詳見趙如蘭撰寫的《我父親的音樂生活》，在此不詳細講。
還鄉
1938年，父親接受美國夏威夷大學的邀請赴美任教，全家人又到了美國。1946年，抗戰勝利的第二年，我和我的老伴兒黃培雲從美國返回祖國，父母親也準備第二年啟程回國。後來聽父母說，我離家不久，父親收到當時國民黨教育部長朱家驊請他出任中央大學校長的電報，父親回了一封電報婉言謝絕了。後來父親沒有如約回國，而應加州大學之聘請到柏克萊任教。父親說：“在回國的途中路過加州，結果‘路過’了三十多年。”
1973年父母親帶著外孫女和外孫女婿回國探親訪友。父母親出國三十五年，第一次回來，心情非常興奮。到北京的第二天大早，自己就叫了汽車去看望我的舅舅和舅母。四位八十多歲高齡的老人分別三十五年之後又見麵了，真是高興得無法形容。幾位老人又是照相，又是回憶往事，相互問長問短，沒有個完。我也帶著兩個二十多歲的兒子趕到北京去看他們從沒見過的外公外婆。
父親寫了一個他想見的人員名單，共七十餘人，都是幾十年前的朋友和學生，多數隻有姓名，沒有地址和工作單位。在接待單位的努力下，這些人差不多都見到了。父母親非常感動，父親說：“這簡直是一項科學研究。”父母親除了看望親友外，就是看老地方，如當年父母結婚後住的地方，父親和羅素一同住過的地方等等。父親還回到家鄉常州，到青果巷看看自己小時候的家，見到堂弟一家人。父親在常州一所中學跟師生用常州話進行座談。離開常州時，父母親特別帶上兩盒常州燒餅回美國給朋友們品嚐家鄉風味。
5月13日晚上到5月14日清晨，周恩來總理、郭沫若和劉西堯一起接見了我父母親，交談了整整三個小時。周總理還邀請了父親的許多老同學如竺可楨夫婦、鄒秉文一家，老朋友如吳有訓夫婦、周培源夫婦、黎錦熙、丁西林，還有趙樸初等。父親平時話不多，那晚卻搶著說話。總理和我父親談到文字改革，談到父親正在研究的《通字方案》。總理跟我母親談到她祖父楊仁山居士所創立的金陵刻經處的修複工作，還談到計劃生育問題。父母親非常欽佩周總理淵博的知識和對情況的熟悉。會見中，總理還請大家吃了一頓別有風味的夜點，粽子、春卷、小燒餅、綠豆糕和餛飩等，一個個都做得小巧玲瓏、式樣別致，適合老人吃。父母親離開祖國幾十年，吃到地道的中國點心，心情格外高興。總理還遺憾地說，可惜沒關照廚師熬點北京的粥給大家吃。會見的氣氛極為自然、隨便。以後人們問起這次會見，父親總是用“親切”兩個字回答，來概括那次難忘的會見。
父母親在國內見到了許多親友，看到了家鄉的巨變和祖國的進步，臨走時對我說，過一兩年一定再回來。父親用英文題為Return of the Native（還鄉）寫了回國這段的回憶，末尾他說：“回中國看親友的一個月，又激起了我們內心的家鄉感情，以致離開中國的時候又像是離開家了。所以，當我們在告別時說‘很快我們再見’，心中是認真地在考慮著再見。”由於母親健康情況，他們未能一同再回來。母親於1981年3月1日在美國病逝。
1981年5月，父親應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邀請再次回國。父親已經是八十七歲高齡，他仍然遠程回國與親友再見麵，我大姐、大姐夫和四妹陪伴父親一起回國。我一家人也都到了北京看望我父親。父親不僅看到外孫和外孫媳婦們，還第一次看見一歲半的重外孫黃又新（又新這個名字是我父親給取的名），可以說，我們四代同堂了。父親從來都是喜歡小孩子，在北京時，一有空就跟重外孫玩兒，聽他背唐詩。我們姐妹陪伴父親回老家常州，到南京和上海。父親見到了許多親戚朋友。
他非常高興見到了許多語言界和音樂界的同行朋友，這次回國特地帶著正在研究的《通字方案》稿，在社科院語言研究所組織的座談會上，來聽取國內同行的意見。會上父親謙虛地說自己是落伍的語言學家。他介紹國外的情況，介紹自己的自傳，並聽取對《通字方案》的意見。音樂界與父親會見的人更多。中央音樂學院舉行了小型演唱會，演唱我父親的歌曲。父親興致很高，自己也站起來用無錫話唱他著名的歌曲《賣布謠》。對唱歌時的歌詞問題他談了自己的看法。在上海音樂學院聽完演唱，父親對《叫我如何不想他》的演唱特別滿意，他站起來走到演唱者麵前握手說：“你唱得對。”父親時常聽人把這首歌唱得“太洋”了。演唱會結束後，父親站起來走到麥克風前唱《賣布謠》。父親還跟賀綠汀院長暢談中國音樂問題。回到北京後，父親和我們全家人受到鄧小平親切的接見，北京大學授予我父親名譽教授的頭銜。回國這短短一個月，可以說是父親在世的最後一年最高興的事情。
父親的一生是快樂的，有意義的。他的興趣廣泛，知識淵博。他的生活是豐富多彩的。他一生做了許許多多事情，樣樣幹得都很出色，但他從不覺得自己是了不起有成就的人。他把工作的樂趣和生活的樂趣融為一體。他把名譽、地位、金錢看得很輕、很淡，但很看重自己的事業，很看重友誼和家庭。他不讚成讀死書，強調創造、強調科學的態度。他自己就是一個敢於改革、敢於創新的人。
父母親的婚姻
趙新那
父親的改革和創新精神不僅表現在語言研究和音樂創新上，在婚姻大事上也是敢於衝破傳統觀念，擺脫封建習俗。記得聽父母說，他們兩家都曾為他們包辦訂了婚姻。母親還沒有出世就訂了婚。父親也有一位從來沒有見過麵的未婚妻。他們反對包辦婚姻，父母親各自先後解除包辦婚姻，通過自由戀愛結合。父母親討厭各種繁文縟節，從不講究排場。父親自己草擬並印製結婚通知書，在中央公園自己拍照，選擇在格言亭合拍的照相作為結婚照。自擬並手書結婚證書，貼上四毛錢印花。他們的結婚通知書上寫“在1921年6月1日下午3點鍾東經120度平均太陽標準時在北京自主結婚”，“證婚人為朱徵，胡適”。在通知最後附上“除賀信、文章或音樂作品，以及對中國科學社的捐助外，絕對拒收禮品”。父母親的婚姻被報紙譽為“新人物之新式婚姻”，在知識界一時傳為美談。
在金婚之際，他們合寫《八十年、五十年回憶》，生動活潑地談論他們共同度過的五十年。母親說：“元任！我們這兩個性情強固、嗜好不同八十來歲的人，怎麼能共同生活都到了五十多年的金婚日子還沒有離婚，真是料想不到的怪事。當日我們不要儀式和證婚人的理由，第一是我們兩個人都是生來個性要爭取絕對自由，第二恐怕離婚時給證婚人找麻煩，但是沒料到兩個證婚人胡適之、朱徵都過去了，而我們兩個人還在一道過金婚呢！”在金婚紀念時刻，父母親還按照當年結婚時候的主張，除了用筆墨自己創造的禮物，一概不收禮。親友們尊重他們的意見，這樣做了。他們自己押胡適《賀銀婚》詩韻，母親寫《金婚》詩“發發牢騷出出氣”，父親寫了《答詞》。
一、《賀銀婚》胡適
蜜蜜甜甜二十年，（將銀婚二十五年誤寫為二十年——作者注）
人人都說好姻緣。
新娘欠我香香禮，（外國習俗Kiss the Bride——作者注）
記得還時要利錢。
二、《金婚》韻卿
吵吵鬧鬧五十年，
人人反說好姻緣。
元任欠我今生業，
顛倒陰陽再團圓。
三、《答詞》元任
陰陽顛倒又團圓，
猶似當年蜜蜜甜。
男女平權新世紀，
同偕造福為人間。
父母親結婚近六十年（隻差三個月），生四個女兒，都已成家立業。父母婚姻是美滿的。受老人家的影響，我結婚，我的兩個兒子結婚，除完成必要的法律規定的手續外，沒有舉行任何儀式，也請親友們不要送禮。
父母親在世時就囑咐我們，他們去世後不要舉行任何儀式，要實行火化，並將他們兩人的骨灰一同撒在太平洋，一方麵表示他們屬於世界，另方麵希望隨著太平洋環流回歸故土。我們遵循父母遺願，這樣做了，遵照母親遺願，母親部分骨灰撒在南京她的祖父楊仁山居士墓旁）。
名家後人群言堂
關於冠夫姓
梁文薔
關於冠夫姓，這與我們這一代及上一代女人的心態有關。如果自認其自我價值有賴夫君，則以冠夫姓為榮，譬如：蔣宋美齡。另一種女子不想冠夫姓，但是認為這是傳統，不應改變，不可改變，不敢改變，不準改變，或不能改變……於是遵守傳統，冠夫姓。還有一種女子，根本沒去想，沒有深入思想的能力，接受家庭社會傳統的擺布，認為是天經地義。
另外一種女子，自己有能力有勇氣要決定自己的名字，而選擇了婚後仍然用自己的名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