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在文章中首先提出中國文字改革問題的存在，並列舉事實說明。他指出一方麵要科學地曆史地研究中國的語言問題，另方麵要改革中國的語言。父親不是憑空提問題，他有一定的國學基礎，有對中國方言的不少知識。父親又通過聽課和文獻閱讀學習以了解西方語言學、音韻學的研究工作。他說英國、美國、德國、法國學者的工作對自己研究及改革中國語言有啟發和幫助，但不能生搬硬套。他結合自己掌握的中國實際，提出研究中國語言的問題，他認為這是外國學者所不容易做到的，因為外國學者不了解中國語言問題。父親強調研究中國語言問題必須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要客觀觀察，要統計要分析。最後一篇文章提出自己初步考慮要進行改革的問題和自己的一些想法。文章結尾時父親說，寫文章真正的目的是提出問題，引起人們對研究中國語言問題的注意。他說文章寫完了，但不等於問題解決了。
撰寫這篇文章距今已經八十餘年，那時父親才二十四歲，大學主修的是數學，他正在研究生院學習哲學，準備博士學位，怎麼轉到語言問題上呢？改行了嗎？沒有。父親早已對語言問題有興趣，他學貫中西，且文理哲融合一起，知識又廣又深，所以在事業中能創新，能做出很大的成績。父親的一生是一個用現代的方法曆史地科學地研究中國語言的典範，也是創新的典範。
回國投入語言文字研究與改革
父親1920年留學回國到1938年僑居國外，這段時間正如他自己說的“一方麵要科學地曆史地研究中國的語言問題，一方麵要改革中國的語言。”
他回國後在清華學校任教，給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作翻譯，在清華國學研究院從事教學培養人才和進行研究工作，到中央研究院主持曆史語言研究所語言組的工作。中間曾兩度出國（1921—1925，1932—1933），到過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和瑞典師從專家，學習西方語言和語音學，參觀語音實驗室且進行實驗。
“五四”投身國語運動
1920年9月的一個晚上，父親到老同學胡適家喝茶，他第一次會見了“國語研究會”的汪怡、錢玄同和黎錦熙等先生，一見如故。他們廣泛深入熱情地討論中國語言問題，父親印象非常深刻，欽佩這些學者們所做的研究工作。父親發現他們有些想法竟與自己幾年前的想法不謀而合，不到一個星期父親就被選入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父親很快地投身於國語運動。父親回顧當年，說自己曾在國語運動方麵很活躍。
首先他致力於推行國語統一的工作（推行普通話）。1922年出版他編著的《國語留聲片課本》和灌製的國語唱片。當時是根據“國音統一會”1913年通過的人工國音，所謂的“老國音”錄製的，父親被公認為世界上惟一能用這種語言發音的人，顯然無法推廣。1935年出版《新國語留聲片課本》及灌製唱片采用的是《國音常用字典》的標準音，以北京語音為標準（實際上父親1925年就改用北京語音為標準進行教學，改編一套為外國人學中國話的課本，錄製相應的唱片），這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北京語音為標準的普通話是一致的。在推廣國語的過程中，父親在《國語留聲片課本》序言中說：“目見不如耳聞”、“耳聞不如口讀”，提倡采用“聽——說”教學法的主張。三十年代隨著廣播事業的發展，父親又充分利用廣播方式推廣國語。父親一貫注重利用科學上的新發展。我還記得當年父親帶姐姐和我到廣播電台唱注音符號歌協助他推廣國語，同時父親總喜歡讓孩子們多見識新的東西。這也是他教育子女的方法。
在拉丁化新文字運動中，父親熱衷於創製國語羅馬字拚音方案的工作。早在1916年他在《中國語言的問題》第四篇“改革方案”就提出另文字拉丁化問題和自己的方案，並與反對者進行辯論，闡明自己的論點。回國後，父親和“數人會”的劉半農（數人會的創始人）、黎錦熙、錢玄同、汪怡、林語堂等人共同研究，擬定了國語羅馬字拚音方案。在蔡元培的影響和努力下終於1928年9月26日由當時的政權機關正式公布。父親的心情是多麼激動呀，他在日記中用國語羅馬字寫下了他的激情：
G。 R。yi yu jeou yueh 26 ryh gong buh le。Hooray！
（國語羅馬字已於9月26日公布了，好哇！）
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是“五四”運動文字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父親也進行了很多嚐試。父親在1916年的文章中討論文言文和白話文的問題，同時注意到寫的白話（Written）和說的白話（Spoken）不一樣。父親推動白話文的運動，一是嚐試用白話文翻譯小說；二是翻譯劇本，並用口語搬上舞台；三是為當代文人寫的新詩譜曲，也可以說是推動白話文的一部分活動吧！
父親在大學讀書時就被19世紀英國作家Lewis Carroll的《艾麗絲漫遊奇境記》和《走到鏡子裏》兩部兒童小說所迷戀，早就想將這兩部書翻譯成中文。他所進行的不是一般的文字翻譯，而是探索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的一種實驗，並且用口語。1922年在第一部書的譯者序中說：“這書要是不用語體文（白話文）很難翻譯到‘得神’，所以這個譯本亦可以作一個評判語體文成敗的材料。”原著裏有些字是字典裏查不到的，是作者為了表現兒童的心理、思維和語言而編造出來的“文字遊戲”。為此，父親下了很大的工夫，譯文也很考究，以中文的“文字遊戲”保持了原著的風格。1932年初父親又譯完第二部《走到鏡子裏》。父親說：“在這本書裏，我把雙關語譯成雙關語，韻腳譯成韻腳，在《艾麗絲漫遊奇境記》裏，我沒有能做得那麼好。”第二部書的最後清樣毀於戰火，一直等到1968年，經過整理和重新翻譯一部分，才作為《中國話的讀物》中的第二卷在美國出版。
1927年父親將另一位英國作家A。A。Miline的劇本The Camberley Triangle用北京口語編譯成中文，劇本改名為《最後五分鍾》。他親自導演，請幾位清華學生表演，並在清華學校禮堂演出。隨後父親又將這腳本寫成漢語與國語羅馬字對照版本，加序言，附學術論文《北京語調的研究》，成為一本書出版。這本書既是推廣國語羅馬字的讀物，又是研究北京語調的學術論文，還是戲劇腳本。三十年代初父親曾參加由中國現代戲劇家熊佛西和餘上沅組織的“北平小劇院”活動，他是從推廣國語和研究語調的興趣出發參加戲劇導演，甚至親自登台表演。
1928年父親創編的《新詩歌集》出版。“新詩”包括了“五四”時代胡適、劉半農、徐誌摩、劉大白等新知識分子的新體詩，父親為新詩譜曲，進行音樂方麵的嚐試和創舉。
以上這些活動充分體現了他的革新精神。
理論與實踐並重的現代語言學家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第二年建立曆史語言研究所，父親接受了創建語言組的任務。可以說，父親那時起正式把語言學作為自己的終生事業。他為語言組訂了兩大計劃，一是計劃在幾年之內，把全國的漢語方言及非漢語方言都調查一遍，整理並建立檔案作以後研究語言的參考資料；二是建造一個一流的語音實驗室。那些年他整個精力都投入進去了。這是他一生的理想和抱負。
父親很早就注意到中國是一個多語言和多方言的國家，也早有興趣。他幼年就聽什麼學什麼。1920年他給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在中國各地演講作翻譯時忍不住試試用地方的方言作翻譯。他最得意的是在長沙用他剛在旅途中跟一位長沙人學的長沙話作翻譯。講完了過後一個學生跑上來問我父親：“趙先生，是幾時回省的？”學生以為我父親是湖南人，國語（普通話）說得不太好，卻不知道父親是國語的底子說湖南話說得不太地道。父親覺得這件事很有趣，他後來經常講述這段故事給朋友們聽。
父親在清華國學研究院任教及從事研究時，於1927年開始進行方言研究工作。第一次的方言調查選擇吳語，這並不是偶然的。常州、常熟、蘇州語均屬吳語，也是父親從小就熟悉的方言，這給方言調查工作帶來很大的方便。他和助理楊時逢回憶，他們一路上非常辛苦，我父親卻興致勃勃，經常幹到深夜。在兩個多月裏，他們記錄了吳語區33個地方的方言，訪問了二百多人，記錄了63名發音人的話。調查後父親寫出《現代吳語的研究》專著。這部書為後來的方言調查提供了科學的方法，受到了語言界的推崇。《中國大百科全書》（1988年）寫道：“《現代吳語的研究》是中國第一部用現代語言方法研究方言的著作。”在他主持語言組工作時，他領導調查漢語，李文桂則負責非漢語方言調查。他親臨實地進行調查工作，1929年調查廣東和廣西粵語，1934—1937年他和同事調查了安徽的徽州話，江西五十七處、湖南七十五處和湖北六十四處的方言。父親提出個別方言作盡量詳細的記錄和深入的研究，示範的作品就是《鍾祥方言記》。父親方言調查專著有《鍾祥方言記》、《湖北方言調查報告》（合著）、《中山方言》、《台山語料》、《績溪嶺北音係》等。除漢語方言記錄外，父親還做了藏語和瑤語歌曲的記音，並發表有關專著。
父親早在1924—1925年旅行歐洲期間拜訪西方著名語言學家，特別重視參觀語音實驗室。他到德國訪問著名語音學家海因尼茲（Wilhelm Heinitz），參觀其設備精良齊全的語音實驗室，該實驗室是當時語音實驗室中心之一。同年到英國Stephen Jones語音實驗室進行實踐，加上在大學學習物理就打下了良好的聲學基礎，這一切都為後來籌建語音實驗室創造了很好的基礎。1934年中研院史語所遷到南京新建的大樓，父親進行規劃和建立語言組的語音實驗室並親自監督建造工程。隔音材料、儀器設備等都由父親挑選和購買，部分在美國購買並親自運回國。父親說，錄音設備日新月異，他老是使勁地緊追著，從在廣州的蠟筒時代起，經過光鋁片、塗麵鋁片等等，出什麼，買什麼。據多年跟隨我父親做助理的楊時逢回憶，南京的語音實驗室有四大間，隔音效果很好。室內裝備有當時最新的錄音設備、音浪機、留聲機等幾十種儀器。父親親自設計的一個超高頻的擴音器比美國買回的音質好，擴音效果強。我記得小時候父親常帶我到他的實驗室玩兒，給我講隔音板的用途，得意地給我看他們的錄音設備。父親利用這個實驗室完成了不少語言研究工作，灌製成千張方言調查鋁片音檔。
1936年語音實驗室已經建成，並且正在運轉，大量的方言調查工作正在進行，父親正在計劃福建方言調查工作，此時不少國外專家學者前來訪問語言組和參觀語音實驗室。夏威夷大學教授參觀後來函請父親到夏威夷大學做訪問教授，並給高薪。父親客氣地回信拒絕了，理由是方言調查工作、民眾教育的羅馬字化的工作都需要在國內進行，隻要條件還允許的話，他需要留在國內。
三十年代父親撰寫並發表好多篇重要的語言學文章。其中一篇別人引用得最多的是1934年在《中研院史語所集刊》上用英文發表的《音位標音法的多能性》，1957年全文轉載在馬丁·裘斯編的《語言學論文選》中。裘斯說早期音位學，很難想得出一篇比趙的文章更好的。這篇論文現在已成為音位理論的經典著作之一。1930年發表的《一套標調的字母》是父親設計的一套五度製標調字母，為記錄和研究漢語以及其他有字調的語言聲調提供了準確和方便的工具。很多人用這套標調的字母但不知其來曆。五十年後（1980年）《方言》雜誌重新發表此文，並得到作者同意，將這篇用國際音標發表的原文改用英文拚法發表，方便讀者。三十年代發表的出名的語言學文章還有《聽寫倒英語》、《中國字調跟語調》、《中國方言當中爆發音的種類》等。瑞典漢學家高本漢著作《中國音韻學研究》也是三十年代我父親、羅常培和李方桂三人花了幾年工夫合譯的。幾位譯者商定將全書作一忠實讀的翻譯；改其錯誤；加入新材料；改用國際音標注音；一部分重編。這部譯作獲得原作者高度評價。從這部譯作再次看出父親對翻譯工作從來不滿足於簡單的翻譯，而在翻譯中有改進有創新。回顧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父親不論在語言或是音樂方麵，全心投入改革和創造。遷居到南京，父母親是做永久打算的。《雜記趙家》第九章的題目就是“在南京做永久的計劃”，可以看出他們當時的心情和內心的想法。
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進攻上海，戰火逼近，全家人隨機關遷往內地，先到長沙，1938年到昆明。父親計劃的方言調查工作暫時中斷，語音實驗室不能遷走，隻好丟下，當時隻把能搬動的儀器及灌製音檔唱片、書籍和資料運往內地，自己家裏的東西幾乎全部丟下沒有帶出來。父親離開南京之前跟母親商量將自己從1906年開始寫的三十餘年的日記和多年拍攝的幾千張照片這些具有曆史意義的珍貴資料寄往老同學Bob King家保存下來。父親在昆明，聽說南京家一切都毀了，父親請假出國前給老朋友胡適的信上說：“房子無確息，聽說大部被搶一空。我的書除手頭常用語言書，餘皆是‘goner’（無可挽回的東西，下同——作者注），esp。（特別是——作者注）多年的樂譜等。日記及自拍的Snapshots（照片）則在Bob King處了。所以說聲去，什麼都得從頭兒買起，就是好多東西都買不著了。我曾經有個創刊號集，有幾十種期刊的創刊號，現在除《科學》首四本在重慶，餘皆是goner了。”
語音實驗室的建成和方言調查工作的進行，體現了父親的遠大抱負和工作熱忱。他始終非常懷念那段緊張而又充滿樂趣的工作。1973、1981年他兩次回國，都回到南京，到北極閣下曆史語言研究所舊址再看一看。他一間房子挨著一間房子看，還在他當年工作過的辦公室坐下拍照留念。
異國生涯，語言大師
1938年以後父親僑居國外四十餘年，1954年入美國籍。他從事漢語教學，繼續語言學教學及研究，發表大量論文，出版幾部重要語言學專著，他被世界公認為語言大師。
父親教書教了一輩子，曾教過物理、數學、心理學、哲學、音樂史、音樂欣賞等，而他最喜歡的是語言教學。為統一國語（普通話），他編寫《國語留聲片課本》，並灌製課本的留聲片。華僑要學說國語，父親編寫廣東人學國語的教材。他在美國幾十年將漢語作為外語教學，教西方人說中國話，教說國語和廣東話，他編寫《國語入門》和《粵語入門》教材，並配有相應的錄音唱片或磁帶。他在教學實踐中累積經驗，建立自己一套教學理論，建立他的教材係列。
父親說，語言是一套習慣，學習外國語就是養成一套特別的習慣。習慣這東西是養成容易改變難，所以小孩兒從沒有習慣起頭兒，養成習慣容易，大人已經有了本國語的習慣，再改成外國語的習慣難。這也就是為什麼人們常說小孩子學話快。父親說學習外國語的內容分成發音、語法和詞彙三個主要部分。
父親的語言教學指的是學口語，他一生從事活的語言的研究和實踐。在他的教學實踐中，他認為發音的部分最難，也最要緊。他要求學員想方設法跟所學語言接觸。不論在上課或自修的時間，天經地義，就是想法子讓學生跟語言的本身接觸。其次，強調用“聽—說”教學法讓學生練習。這是他語言教學的原則。比方說，四十年代在哈佛大學他主持ASTP（美國陸軍委托大學辦的中文班）中文班教學，父親編寫了口語教材，自己配製唱片。他每天隻有一小時用英文上大班課，其他時間他訓練助教分小班練習。自習時間學員也是聽唱片，練習說話。十個月的短訓班獲得很好的成績。所有的學員雖然有好有次的，但都還能說中國話。成績最好的兩名後來當了美國大學教授。父親教的粵語速成班同樣獲得非常好的效果，父親告訴我們，一次他帶學生到唐人街廣東人開的飯館吃飯，並用粵語對話，飯館服務員問那學生：“你什麼時候從中國回來的？”父親為此很得意，當晚日記中記載“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