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趙元任趙楊步偉夫婦留言(1 / 3)

趙元任(1892—1982)江蘇常州府陽湖縣人。清華大學四大國學導師之一,1910年7月以“榜眼”考上清華留美公費生。

趙楊步偉(1889—1981)原名蘭仙,學名韻卿,安徽池州人,醫務工作者,後從事教育。

小瀅回憶

有關趙伯伯與趙伯母的回憶

我與趙伯伯和趙伯母很熟悉,趙伯伯雖然是清華大學四大國學導師之一,但是博學的他沒有一點兒架子。趙伯伯的這個留言是1946年秋天在紐約為還是小女孩的我寫的,選自英國名作家路易斯·卡洛爾寫的《艾麗絲走到鏡子裏》一段特別怪的自己創作的英文詩,有許多英文字典裏沒有的字,趙伯伯把它翻譯成的特別怪的中文詩,自己又創作了中文裏沒有的字,加上了注音符號在怪字旁邊。趙伯伯曾經翻譯過《艾麗絲漫遊奇境記》和《艾麗絲走到鏡子裏》,兩本為兒童寫的書。趙伯伯的這個題字,有別人所沒有的特點。所以他的女兒名字“len Sei”(父親給三妹起的名字為Lensey——趙新那注)就沒有中文字,隻有拚音!趙伯伯就是這樣的怪人!

趙伯母是一個愛丈夫、照顧丈夫無微不至的人,但是對孩子照顧不細致,就是她最後一次生病(癌症)需要住院醫治,臨出門前,還在囑咐著趙伯伯的衣食住行。她的孩子們對於母親的感情遠不如對父親的感情深厚。趙伯母對我特別好,還教我怎樣做中國菜呢。

趙伯母不僅是趙伯伯生活的賢內助,而且是事業上的好幫手。比如,趙伯伯講學,趙伯母就坐在下麵,有時候還經常遞小紙條提醒。我愛人老秦還親眼看到過。那時老秦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教書,趙伯伯從美國來英國,在倫敦大學做報告,趙伯母坐在前排,不時遞小條子給趙伯伯,提醒他要加一些內容等等。大家都覺得很好玩兒。趙伯母是一位很能幹而且很保護她丈夫的人。有不少人怕她,不喜歡她,但是我特別喜歡她,因為她真誠,雖然嗓門兒大,人是很可愛的。趙伯伯很尊敬她。有一次他和我說,他們家分兩派,一派是凶派,一派是蔫派。趙伯母是凶派的頭頭,趙伯伯是蔫派的頭頭!

趙伯母是一個好人,她不僅對丈夫,對家人、對朋友都是有一股子熱情。她的留言就鮮明地概括了她的人品與追求,“讀好書,說好話,做好人,行好事”,更應該是每一個好人都應該踐行的。如果我們每個人一生都是在這樣地度過,我們的世界將是多麼美好。

我想把新那姐姐寫趙伯伯和趙伯母豐富經曆的文字介紹給讀者,以便讀者更全麵地了解他們。

親情回憶

我的父親趙元任

趙新那

父親和清華

父親和清華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1910年他被錄取清華第二屆公費留美,在被錄取的72名中名列第二。1920年留學回國前邀請他的地方很多,但他選擇到清華學校任教,但在清華時間並不很長就被借走給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作翻譯。1925—1929年父親和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被聘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他又回到清華,住在老南院一號。父親當時隻有33歲,是四大導師中最年輕的一位。他講授中國音韻學、中國方言等課程並指導學生從事研究。王力就是他那時指導的學生之一。王力牢記導師對他論文的批語,他說導師“用鉛筆小字作眉批,專找我的毛病,其中最嚴厲的一句批評的話,就是‘言有易,言無難’。這六個字後來成為我的座右銘”。王力後來成為中國著名的語言學家。1932—1933年,父親雖然已經轉到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任研究院員(仍然在清華兼課),又被清華大學借去接替梅貽琦先生擔任清華留美監督處主任的職務,完成監督處結尾的一年半的工作,梅先生則回國接任清華校長。1938年以後父親僑居國外四十餘年,他也從來沒有忘記清華。清華校友聚會少不了他,並且他總要唱清華校歌“西山蒼蒼,東海茫茫……”和“叫我如何不想他”,這充分表露出他對清華的懷念。1973年、1981年他晚年兩次回國,我陪伴他回到清華大學。他看到了清華的巨大變化,也沒有忘記到工字廳、大禮堂和老南院,一個一個地方慢慢地看並照相留念,回顧他在清華的歲月。

童年和少年時代

父親出生在天津,三代同堂,童年跟著他祖父在北方度過。祖父做官,家庭生活比較優越,他在家念私塾。9歲他祖父去世,全家人回到了老家江蘇常州。父親在家鄉度過了他的少年,先讀私塾,後來進了“洋學堂”溪山小學,接受新式教育。父親12歲那年,他父母在同一年先後去世,父親到蘇州他大姨媽家暫住一年,又回到常州由伯母照管。15歲第一次離家到南京江南高等學校預科(相當於高中)讀書。1910年,未滿十八歲考取清華公費留學,遠離家鄉到國外求學。

父親自幼就表現出對周圍事物非常關注敏感。比如他喜愛觀察自然現象,他觀察仔細,好提問題,善於思考。父親曾說他清楚地記得第一次碰到月全食的情景。當時人們迷信,按那時候的規矩,大家拿著鍋呀,桶子呀,乒呤乓啷地打,似乎這樣一來天狗嚇得會把月亮再吐出來。當官的穿起袍褂恭恭敬敬地行禮。父親當時年僅六歲,他的興趣卻是觀看月亮好像月牙兒似的,但又跟平常看的月牙兒不一樣。他看見月牙兒越來越小,覺得最後應該是變得沒有了。但是出乎自己的意料,月亮並不是變得沒有了,反倒變成了一個紅紅大圓的東西。他很想知道為什麼是這樣,但是那個時候沒有人能告訴他。父親說過他對天上的東西總是喜歡看,也喜歡問個道理。對天文的興趣成了他一生的嗜好。他後來上大學選修天文學課程,考試成績獲得一百分。他曾在讀書的年代花了很大的工夫撰寫《中西星名考》和《中西星名圖考》,刊登在《科學》雜誌上。1933年和1954年父親為了看日全食,他開著汽車拚命地奔跑,尋找能觀察日食最好的位置。我還記得1933年父親帶著我們全家觀看日全食的情景。

除自然現象,父親還注意到周圍接觸的多種不同的方言,對這些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留神聽各種不同的口音,並跟著學。家是原籍江蘇常州,但是住在北方得說“官話”,所以父親最早聽的是帶常州口音的官話,自己說的也就成了一種不很純粹的京音。他天生有副好耳朵能夠分辨聲音的極小差別,他還有一副最會模仿的發聲器官,什麼聲音一學就會。父親從帶他的周媽學會說保定方言。為了跟表弟一起玩耍,他跟表弟學會了說常熟話。父親跟家鄉請來的陸老師學會用常州話念書,後來到蘇州又學會說蘇州話。父親年齡還沒滿十二歲就已經會說北京、保定、常熟、常州、蘇州多種方言,並牢牢記住。不僅如此,在蘇州他還跟表哥學會用反切說話,使得不懂反切的人聽不懂他說的話,後來進一步學用倒轉反切說話,這樣熟悉反切說話的人也不容易識破聽懂。學習不同的方言似乎是父親的興趣、生活的樂趣,這種樂趣成了他一生的事業。我還記得曾問過父親,為什麼研究語言,他回答:“好玩兒。”

父親求知的願望很強,他不知疲倦地學習,而且興趣非常廣,他什麼事都喜歡打破砂鍋問到底。這也許跟童年讀私塾時陸老師教書方法有關。父親說陸老師雖然非常嚴厲,但是反對讀書不求甚解,老師經常講解課文生字,父親四歲開始由母親用方字塊教他識字,六歲進私塾,那時白天讀四書五經,晚上還聽他母親教吟唐詩。進溪山小學“洋學堂”以後,與讀私塾完全不同了。在學校課堂裏學習國文、數學、英文、曆史、體操等很多種課程。除此而外,父親如饑似渴地進行大量的課外閱讀。他跟同學組織了一個“青年集益社”,並且購買書籍建立一個圖書室供社員借閱。他自己借閱的讀物,有翻譯的外國小說如《魯濱孫漂流記》,有梁啟超主辦的《新民叢報》,還借閱過《兒童心理學》、《教育歌曲》、《音樂教科書》等。可見他興趣廣,且看出他對音樂有濃厚興趣。他大姨媽也曾托他借《福爾摩斯偵探案》和《湯姆大叔的小屋》等書閱讀。他業餘時間還創辦了《課餘》雜誌,自己主編科學部分。由此可見父親不僅興趣那麼廣,而且活動精力又是何等充沛。父親曾經說過自己對新鮮事物總是感興趣。父親考入江南高等學堂預科後,盡管課程比小學高深,仍然堅持進行大量的課外閱讀。他買了一本《馬氏文通》,是馬建忠撰寫的中文文法書,父親說該書完全比照西方語文的文法,讀起來很感興趣(他後來到美國耶魯大學研究院任教時曾將《馬氏文通》作教學內容)。他向美國老師卡佛爾(Carver)借閱世界名著,他讀《福蘭克林自傳》後決心作一個完人。他讀了《世界通史》後被書中倡議的“世界國”所吸引,說要做一個世界公民。

父親從小還表露出對科學事物的興趣,喜愛探索,喜歡動手試驗。在他僅六七歲的時候,曾經有人送他一個三寸放大鏡,他竟能完全靠自己琢磨而發現放大、倒影、陽光下聚焦取火的幾種功能。入學後,在生物課上曾看過死狗解剖,留下深刻印象。他試用透鏡自裝望遠鏡和顯微鏡,用鹽和冰塊兒混合達到零下二十度等等。

父親童年、少年時代開始流露出對一切新鮮事物的敏感。對求知的迫切,探索和追求新事物的強烈性格,奠定了他創新的一生。

留學十年

曾有人采訪我父親怎麼會想到去美國留學,他回答說:一方麵受他第一位美國老師(江南高等學堂英文教師Carver)的影響,另方麵自己喜愛科學也是一個原因。他認為出國學習能更好地學科學。父親考取清華庚款公費留美,本來大學學習四年畢業,他說自己極喜歡美國生活,竟一連住了十年。

1910年7月,父親參加清華庚款赴美留學考試,頭天考國文和英文,他兩門均合格,獲得準許繼續考的機會。五天後參加代數、平麵幾何、希臘曆史、羅馬曆史、德文、物理學、植物學、動物學、生理學、化學、三角、立體幾何、英國史、世界地理和拉丁文這樣多科目的考試,父親以總分七十三又五分之二被錄取,在被錄取的七十二名中名列第二。這也許與他在校什麼課都學(中學選修德語),課外廣泛閱讀有關。

當年錄取後,8月整裝出國。父親剪掉辮子,換穿西裝,由遊美學務處胡敦複等三人監護,乘10200噸“支那號”海輪第一次到美國。父親在旅途中經過胡敦複的指點和幫助,明白了工科跟理科的差別和關係,從而放棄原來打算學工科的想法,決定學理科。父親進入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主修數學,同時選物理課和實驗課之多也足夠算主修物理了。父親大學四年學習成績突出,數學得過兩個一百分,一個九十九分,天文學得一百分。他1913年、1914年先後被選為兩個榮譽學會會員,獲得兩把金鑰匙。1914年父親畢業時,總分全校第一。若幹年後父親聽說他仍然保持康奈爾大學曆史上平均成績最高的記錄。

父親在大學讀書時選修的課程領域很廣泛。就那二年級的課程說,他選修了現代哲學發展史、邏輯學和形而上學課堂討論、儀器的設計與製備、實驗物理的近代發展、力學與熱力學、有限群理論、係統心理學、語音學等。他曾對人說自己在大學時,並沒有打算什麼都學,隻是覺得不能集中學習少數幾種科目。他在大學幾年選修的課程從哲學、心理學、語音學到音樂(和聲學、對位學、作曲)等課程。他學一樣,鑽研一樣,並沒有因為是選修課而馬虎。甚至老師的教學方法都引起了他的注意。例如大學他選修德語課,課外他又通過函授學習法語。法語函授采用“聽——說”的教學方法,作業通過錄音寄給老師聽並由老師糾正。對這種教學方法父親非常欣賞。相比之下,德語老師本人雖然是德國人,可是一個學期下來就沒有聽老師說過一句完整的德國話。課堂裏不是老師用英語講解課文,就是學生將德語課文翻譯成英語。雖然學的課程是德語(外語),但學生大部分時間聽的是英文(學生的母語)。父親很不以為然,他沒有管這一套,他自己跟讀私塾時的辦法一樣,大聲朗讀和背(德語)課文,最後他的考試成績獲得優。從父親對待外語的學習看出他的思路是多麼廣,學習是多麼認真,同時有自己的主見,學得活。他後來從事語言教學的工作,始終采用這種“聽——說”教學法。

他的廣泛興趣還表現在課外參加的多種活動上。如音樂會、體育鍛煉和競賽(他曾在大學三年級時的運動會上獲得一英裏競走冠軍)、世界語聚會等等。父親一貫堅持課外大量閱讀,如在大學期間除去選修哲學課程外,還閱讀了大量羅素和杜威的哲學著作,以致攻讀哲學博士學位時,課程都已學完。父親還閱讀文學作品,他完全被英國著作家Lewis Carroll兩本兒童奇境記著作所吸引,回國後出色地將這兩本書翻譯成中文。攝影更是父親的愛好,他在攝影技術方麵並不高明,而主要是記錄生活。他保存下來的數千張自己拍攝的照相記錄了他的一生,記錄了他的時代。有好多生活照片是非常有趣味的。父親興趣之廣泛,精力之充沛,真令人敬佩。

父親1918年在哈佛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目為《連續性:方法論的研究(Continuity-A Study of Methodology)》,繼而獲得一個博士後旅行獎學金到芝加哥和加州兩大學深造。1919年應聘返回母校任物理講師。父親留學美國一連十年,學習及活動相當緊張,但他心底裏始終忘不了自己的故鄉。早在出國前,父親大概十三歲的時候,日記中曾記載自己世界觀的改變。他開始以現代的、甚至革命的看法看事物,認為清朝當然不久覆亡,期待著革命的到來。父親到美國的第二年聽到了辛亥革命的成功消息,中國同學都為此異常的興奮。遠在國外學習的中國留學生歸根結底想的是改革和社會進步,從父親兩件事可以看出他的心情。第一,他是中國科學社創始人之一;第二,他深入係統地考慮中國語言的研究和改革問題。

1914年6月父親跟康奈爾大學中國留學生任鴻雋、楊杏佛、竺可楨、胡明複、鄒秉文、鄒秉誌等十多人在任鴻雋的宿舍裏進行熱烈而嚴肅的議論,準備成立中國科學社,並出版月刊雜誌。他們創辦了中國最早的綜合性科學學術刊物《科學》,1915年在上海正式出版發行第一卷第一期。“中國科學社”在同年正式成立,其宗旨是:聯絡同誌,研究學術,以共圖中國科學之發達。父親和任鴻雋等五人被選為中國科學社第一屆董事會董事,任鴻雋被推選為董事長和社長,父親為書記。他們為集資辦刊物省吃儉用。父親在一段時間內,午餐隻喝湯與吃蘋果餡餅,以至於營養不良而病倒。為出版第一卷第一期《科學》,父親業餘投入大量精力,他撰寫文章(《心理學與物質科學之區別》)、科學小品,翻譯文章和新聞,譜寫歌曲等。楊杏佛當時是刊物的編輯部長,常向我父親索取稿件,曾附以打油詩:“寄語趙夫子,《科學》要文章”。父親在寄稿件時也以打油詩回贈:“文章已寄上,夫子不敢當,才完又要作,忙似閻羅王。”

1915—1916年間,父親日記中多處記載自己考慮學成回國做什麼,考慮自己最適合做什麼,並且時常和同學議論中國語言的問題。他說自己也許適合研究中國語言問題(1915年3月日記),又想到自己一生的工作也許是國際語言、中國語言、中國音樂和認識論(1915年5月)。1916年元月日記又記載:“我大概是個生來的語言學家、數學家或音樂家”。2月日記中再度表示自己“索性做一個語言學家比任何其他都好”。

留學期間父親與胡適——他的同學和終生好友,時常在一起討論中國文字改革問題。1916年美國東部中國留學生同學會新成立一個“文學科學研究部”,胡適是文學股的委員,與我父親商量把“中國文字的問題”作為年會文學股的論題。胡適說他寫“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於教學”,要我父親寫“吾國文字能否采用字母製,及其進行方法”。父親非常認真地做準備,他在撰寫文章過程中,從中國的文字問題、中國音韻學寫到改革方案,越寫越多,遠遠超出原來計劃的內容,最後不得不分成三篇文章,加上胡適的一篇,組成“中國的語言問題”(The Problem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一係列文章刊登在《中國留美學生月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