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端六（1885—1966）著名經濟學家，武漢大學經濟係教授。袁昌英（1894—1973）現代著名作家，武漢大學外文係教授。
小瀅回憶
我的幹爸幹媽
幹爸楊端六（六，讀陸的音）和幹媽袁昌英，當年都是武大著名教授，幹爸在經濟係，幹媽在外文係。在樂山，我們兩家來往頻繁，我的幹爸幹媽都喜歡我。小時候我們兩家相距不遠，聯係不斷，我和靜遠姐的生日，兩家人經常聚在一起過。我的父母也是幹姐的幹爸幹媽，幹爸幹媽他們的經曆不凡。幹媽是最早留學西方的人。從幹媽為我寫的留言看，在西方，幹媽的說法就是所謂的“教母”。大概是天主教堂定的意思。我不信教，所以也不知道為什麼這麼說。但是從幹媽寫給我的雪萊的英文詩，可以感受到幹媽是一個受西方新思想影響很深的大學外語教授。幹媽晚年經曆坎坷，很不容易。
以下是我的幹姐靜遠寫的回憶我的幹爸幹媽的文字。
親情回憶
我的父親楊端六
楊靜遠
我的父親楊端六是一位在上世紀前半葉享譽學界的人物，現在似乎已經被曆史塵埃淹沒而成為專業辭書中一個幹癟的條目。作為女兒我有義務將他的情況做一介紹，但由於我們之間的專業和個性的差異，又由於父親是一個實幹、不喜張揚的人，我隻能憑借我的點滴記憶、親友的熱情介紹和武漢大學圖書館的資料，來把父親還原成為一個立體的人。
一、早期經曆
父親楊端六（楊冕、楊超，1885—1966）出身於長沙的一個貧寒家庭。我的祖父早喪，祖母艱辛地撫養大六個子女，父親在兄弟中的排行為二。他在湖南的幾所中等學校半工半讀後，於1906年自費（後公費）留學日本，就讀東京宏文學院、第一高等學院等並學英語。時值辛亥革命前夕，一個滿懷革命激情的青年，在日本參加了孫中山、黃興領導的同盟會。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時，他在上海組織海軍陸戰隊，任秘書，在南京見到了孫中山。1912年初他以為革命大功告成，回家探母，就在《長沙時報》任記者。同年春與好友周鯁生、皮宗石、李劍農、任凱南等同去漢口法租界創辦《民國日報》，任總經理。不久因為宋教仁被刺大聲疾呼聲討袁世凱而使報社被查封，幾人被捕，在法國巡捕房監獄關押四天，後被釋放。
1913年初，我父親等人受黃興資助赴英倫敦大學入政治經濟學院貨幣銀行學，改名楊超（1984年我曾經去該校查找父親入學資料未果，可能是因為名字的原因）在英國學習7年，期間短期留法、德。
1919年，他參與一批以王世傑為首的留英中國同學去巴黎。協同旅法中國工人，圍困中國大使館，抗議巴黎和會上中方代表簽署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此舉配合了國內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一內一外，對阻止簽訂“二十一條”是起過作用的。
父親在英國時不斷為國內報刊撰稿，以助學資。1917年，因為在《太平洋》雜誌上發表《會計與商業》一文，受到商務印書館領導人的重視，在他1920年回國前就聘他為《東方雜誌》撰述。1921年在他建議和主持下推行新會計製度，獲得成功，使商務財務扭虧為盈，被譽為商務的“金櫃子”。據說他是第一個將西方先進企業管理引進中國企業的人。改良會計製度一舉，在後來的曆次運動中和自我檢查中，被批判為“替資本家剝削工人效力”。
1922年至1929年任會計科長，兼《現代評論》主編，又兼吳淞中國公學教員，期間出書數種。我父親一生與商務結下不解之緣，後來他的（以及我母親的）書幾乎全由商務出版。1921年，父親與留學英國五年的母親袁昌英在北平我外祖父家結婚，證婚人是吳稚暉（辛亥革命元老），婚後母親留在北平，在女高師教莎士比亞，父親回上海繼續在商務任職，直至1928年母親留法兩年回國後，才帶著我到上海與父親團聚。
父親自留英時起，就逐漸疏離政治，專心治學。他研究學術極為勤奮。據親友們說，他獨居上海期間，在盛夏赤著上身伏案疾書，桌旁邊放一盆冷水。汗流如柱時，就擰一把毛巾擦去汗接著寫。1926年9月應楊輇（楊杏佛）邀請參加廣州科學會會議。同年冬，楊杏佛介紹他參加國民黨。此時他對於政治活動已經興趣不大。1933年楊杏佛被國民黨特務暗殺後，他更是心灰意冷。1928年，以蔡元培為院長的中央研究院在上海成立，總幹事楊杏佛聘請父親為社科研究所代所長、經濟組主任。另兩位所長是李四光和傅斯年。這一年，他與侯厚培等合作編著了《六十五年來中國國際貿易統計》一書，1931年出版。後因患白喉重症，辭職養病。1930年到了武漢大學。
二、與毛澤東的關係
在我印象中，這是父親生平中最撲朔迷離的一個方麵。不僅因為史料匱乏，也因為他自己從來不提。經過多年的查考，情況大致是這樣的。
1920年10月，也就是他五月回國後在商務任職期間，北大“講學社”與上海公學聯合組織羅素、杜威來華講學團。羅素的陪同及翻譯由楊端六和趙元任一南一北擔任。父親在1920年10月陪羅素到長沙後，為羅素作過一次翻譯，自己作過三次演講，看來是對羅素有研究的。在他的著作中有一本與張聞天合編的《羅素論文集》（二冊，商務1930年版）。但他是怎樣和毛澤東接上關係的，查找舊信，意外地發現我姑母楊潤餘的兩封信和一篇報道《楊潤餘——最後去世的一名新民學會女會員》。原來，毛澤東當時在長沙創辦中國第一個革命青年團體“新民學會”會員66人中有16位女性，包括蔡暢、向警予，年齡最小的就是父親楊端六的小妹妹楊潤餘。通過她的介紹，父親結識了毛澤東。羅素離長沙北上後，毛澤東請父親在第一師範演講，由毛本人做記錄，發表在他任特約記者的長沙《大公報》上。這就是“楊端六講，毛澤東記”一文的由來。1921年，姑母楊潤餘去上海就讀中國公學，住在我家，考上李石曾、吳稚暉用退還“庚款”在法國裏昂辦的免費中法大學。這年毛澤東適在上海參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曾到閘北北四川路四達裏我家去看望楊潤餘，並親自把這批留法學生送上波爾多斯號海輪。這次會見是否見過父親，不得而知。
姑母楊潤餘在1985年9月19日的信中提到，中共長沙黨史辦向她了解，楊端六是否毛澤東的“好友”，她答並無所知。問題的提出可能與毛澤東的一封信有關。1936年，毛澤東從延安致書南京中研院院長蔡元培，問及一些“黨國故人、學術師友、社會舊朋”，名單中有楊端六。與毛澤東稱得上“好友”的可能是我的外祖父袁家普（袁雪安），這裏不談。
據武漢親友說起，新中國成立初年，毛澤東曾經致函武大（或者父親本人）請他來北京工作，父親婉辭（當時的武大校長父親的摯友周鯁生即應邀赴京），固守武大，直至1966年9月“文革”中病逝。
三、與蔣介石的關係
我父親雖然一心想避開政界，卻都沒有躲過。他1930年在武漢大學任經濟係教授，曾任法學院院長、教務長、短期兼圖書館長。他在專業領域已聲名卓著。1933年4月，蔣介石慕名請他為他個人講經濟學兩次，這使他後來得了個“蔣介石的老師”的惡名。隨後，蔣又任命他為新成立的軍事委員會第三廳（審計廳）廳長。我父親不敢違抗，便提出三個條件：不離學校，不離講台，不穿軍服。蔣一一允諾。父親隻得在此後的四年中每年寒暑假去南京上任，成為國民黨軍中惟一一個不穿軍服的“上將”。1937年夏抗戰爆發，他趁機提出解散審計廳的建議獲準，從此甩掉了這個包袱。抗戰期間，蔣介石還不肯放過他，幾次讓他去重慶做官，他以侍奉老母為由婉辭，蔣也就不再糾纏。1938年至1947年，作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去重慶開過幾次會，很少發言和提案。1945年，在本人不知情的情況下當選為國民黨六屆中央執行委員。縱觀他的一生，從熱情投身民主革命到不滿國民黨政權，視政途為畏途，卻難以脫身，實在苦不堪言。他的生活追求是“隻做事，不做官”，卻又做不到。他常歎道：“人怕出名豬怕肥（壯），表白了他無奈的心跡。如同遺傳基因，他的這個信條傳給下一代。我弟弟楊弘遠雖然在學術上達到了中科院院士的榮譽，但始終不與”長字沾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