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決定命運的下午過後不久，載著外婆的黃包車進了清華校園。她住在暑期空出來的男生宿舍裏。連續五天，外婆參加了數學、自然科學、中文、英文及世界史的考試。七月，淑浩在上海碼頭與姐姐叔華揮手告別，登上了去美國的渡輪，同行的還有其他四名女性獎學金獲得者。十七天後，她們的船在西雅圖靠岸。之後，外婆坐火車來到位於克利夫蘭的西儲大學，進入該校的醫學院。三年學習期間，身在威斯康辛州，麥迪遜城的外公一直不間斷地給外婆寫信。當他們又一次在夏天重逢時，外公提到了婚姻問題，但是，外婆沒有直接回答，隻說，在自己完成學業前是不會考慮此事的。後來，外婆告訴我：“我不是去美國結婚的。要是我想結婚，完全可以留在國內！”
1928年，即將畢業的淩淑浩來到匹茲堡，在北賓夕法尼阿亞醫院實習，那是一個擁有六百個病床的龐大教學機構。與此同時，陳克恢從麥迪遜搬到了巴爾的摩。在那兒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得了醫學學位，並留校教授藥理學，繼續麻黃素藥理作用的研究，那是外公利用中藥來源於植物的麻黃製成一種命名為ephedrine的西藥。此外，陳克恢繼續看望住在匹茲堡的那名昔日學生。一年後，完成了學業的淑浩終於接受了他的求婚。1929年7月15日，他們在巴爾的莫小教堂舉行了婚禮，隨後，二人驅車四天來到了印第安納波利斯。當地一家藥物公司的創始人埃裏·勒裏（Eli Lilly）始終關注著外公對麻黃的研究，並任命他為正在逐漸擴大的勒裏實驗室的首席研究主管。
外公、外婆在坐落於農業大州印第安納州中部的印第安納波利斯住了下來，當時，那還是一個沒有任何華人的中等城市。他們原本隻打算在此住上一兩年。外婆仍舊懷著回國開設診所的夢想。然而，一年變成了七年。1936年，他們帶著兩歲的長子，我舅舅道元，踏上了回國的旅程。那是他們惟一一次回到中國。他們向親朋表示想要留在北京，然而，由於日寇瘋狂的入侵和一觸即發的戰爭陰霾，所有人都認為，對他們來說，留在美國更加安全的。
此後十年，淩叔華和女兒陳小瀅再也沒有見過他們，直到二人抵達印第安納波利斯。那時，我媽媽美芳隻有八歲。每晚，電台中有關戰爭的報道會隨著那個低沉的聲音飄入他們的起居室，美芳就是聽著這樣的戰爭報道長大的。可盡管如此，她還是如此難以了解，戰亂年代中，姨媽和表姐在中國西南所經曆的事情。而英語還不流利的小瀅也無法對離開樂山以及接下來的旅程多作解釋。幾十年後，我的表姨小瀅用純熟的英語對我講述她是怎樣把想隨身攜帶的東西縫進大衣裏麵。她和母親登上從樂山開往重慶的卡車，那件藏著寶貝的大衣沉甸甸地壓在小瀅的雙肩上。我想象著，在那些裹著她身軀的信件、圖畫、照片中，也應該有那本紀念冊，她拿出來讓我外祖父母寫下詞句的那本紀念冊。
七十多年前，淩叔華買了一個小小的手冊，幾十年來，空白的手冊在朋友間傳遞著，借著他們文學家、藝術家的手，將那些書畫、詩歌一點一點收藏其中。女兒陳小瀅的紀念冊裏也有著一份相似的收藏。不過，它所珍藏的則是一段不同尋常的旅程，一個女孩被迫離開她惟一了解的故國，從此完全脫離了生長的土地。在樂山，她和兩個女伴曾試圖加入青年誌願隊，雖然她們的年齡還太小。她給遠在倫敦的父親寫信，如此解釋這個決定：“國家給予我生命，培植我，到了今日，是還要把生命還給國家，將血肉供獻在它的祭壇上，以生命的代價，爭取國家的生存。”如今，我隻能想象著，當她穿越了半個地球，到達印第安納波利斯時的迷茫與困惑。我的外祖父母是在那兒住了多年之後才有了家的感覺呀！
盡管外公有時會非常嚴肅，但他最突出的性格卻是與生俱來的謙遜。此外，他還有著敏銳的科學頭腦，並堅信，隻要努力，就會成功。我猜想，在外公寫下“前途遠大”四個字時，一定於他外甥女身上看到了年輕時的自己，他希望可以鼓勵外甥女在新的國度裏，充滿自信地麵對陌生的生活。從表麵上看，外婆的題詞似乎直截了當地說明，學習的價值在於有所成就。對於任何一個青年來說，這無疑是實際的。但第二句“求學必求本根”，則是一個離家求學的年輕女子的求知主張。她一心求學，卻不知，這條道路早已把她遠遠地帶離了養育她的故土。
1990年，我來到了小瀅表姨在蘇格蘭愛丁堡的家。我去找她的想法源自外婆給我講的故事，描述她遺失在中國的青春往事。小瀅不僅給了我一本叔華姨婆的自傳，還與我分享了那些過去的故事。當我發現叔華和淑浩這兩位姐妹的回憶錄有不小的差異，我就更加想去了解我家庭的根。而小瀅表姨講述的往事則豐富了我的書稿。因了小瀅表姨的鼓勵，我開始了一段時空旅程；同樣，因了她的鼓勵，我來到中國，在此，我學到了任何其他方式都無法教給我的中國曆史。對她的幫助，我會永懷感念之心。
2007年8月於美國西雅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