珞珈三女傑皮公亮
1996年4月中旬，英籍華人陳小瀅回到她的出生地——武漢。她是著名文學家陳源教授和著名女作家淩叔華的獨生女兒，曾在美麗的珞珈山度過童年時代，後來隨父母到英國上學定居，獲得碩士學位，曾在美聯社、BBC廣播電台等單位工作過，她與英國一位漢學專家秦乃瑞教授結婚，一直從事蘇（格蘭）中友好文化交流工作，他們多次來到北京，與我國文化界上層人士接觸較多。她這次來武漢是應武大附中同班同學郭玉瑛（武大郭霖教授之女）之邀僅停兩天，主要是訪問舊友。我陪她去武漢大學拜訪了周如鬆教授（周鯁生老校長的長女）、李格非教授（她中學的老師），還拜訪了年近百歲的著名國畫家端木夢錫（她小學的老師）。見到小瀅，使我想起她的父母，想起“珞珈三女傑”。
1932年珞珈山武大新校舍建成後，當時在珞珈山上有三位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影響的早期女作家，她們就是武大外文係教授袁昌英、中文係教授蘇雪林和文學院長陳源的夫人淩叔華女士。她們三人原來彼此就很熟悉，同住珞珈山後，來往更加密切，她們經常聯袂出遊武昌名勝——洪山、蛇山、奧略樓、東湖等地，為此人們尊稱為“珞珈三女傑”。
上海社科院研究員、著名女作家趙清閣對她們評價很高，1990年趙撰寫的《隔海雪林賀壽星》一文中說：“沒有她（蘇雪林）和冰心、廬隱、馮沅君、淩叔華、袁昌英等先驅們的奮鬥，便不會有後來婦女們的覺醒，也不可能爭到婦女的解放、自由、平等，尤其利用文藝為武器而獲勝，取得文壇一席之地，因此她們的貢獻是可貴的、卓有成效的”。
袁昌英，受到不公正待遇，最後徹底平反袁昌英，字蘭子，又作蘭紫，1894年10月出生於湖南醴陵。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就以作家和學者成名。她讀書非常刻苦，兩次去歐洲留學，第一次在英國攻讀五年，於1921年獲得英國愛丁堡大學的文學碩士學位，是當時在英國取得碩士學位的第一位中國女性。為此路透社發了電訊稿，英國的《泰晤士報》和國內一些大報都刊登了這條新聞。畢業回國後即與在英國認識的楊端六結婚。她在北京和上海教了五年書，生了一個女孩。1926年，她將女孩留給繼母撫養，求知欲使她又隻身去法國學習了兩年法國文學。回國後先在上海中國公學任教，一年後即到武漢大學任外文係教授，直到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被取消教授資格，她僅在武大就執教了28年之久。
她在武大幾十年，教過的課程有：希臘神話、古希臘悲劇、現代歐美戲劇、莎士比亞和英法散文、中英文翻譯等。淵博的學識，深厚的功底，勤奮的積累為她的教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培養造就了一大批外國文學人才。後來成為知名作家、翻譯家的葉君健就曾是她的學生。著名經濟學家、發展經濟學創始人張培剛的法文就是她教授的。
袁昌英1922年就以《孔雀東南飛》劇作而馳名文壇，用話劇形式再現了中圍傳統的“婆媳”問題，成為時人愛看的名劇。接著她還寫了不少劇本，她的《孔雀東南飛》、《活詩人》、《究竟誰是掃帚星》等6個劇本後來曾結集出版。抗日戰爭期間，她又寫了《飲馬長城窟》，成為中國女作家中從事戲劇創作較早的一位，也是中國女作家中少有的研究戲劇的學者之一。袁昌英的散文藝術，最大特色是融合中西文化，進行了抒情哲理化的探索。而她的散文中成就最高的要數《遊新都後的感想》和《再遊新都的感想》。同一個主題是在1928年和1934年兩個不同的年份寫下的，感情色彩雖截然不同，但人們還是認為出於同一人之手。早在1923年，朱自清與俞平伯同遊南京秦淮河，兩人以同一題目——《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分別寫成了兩篇著名的散文。袁昌英的《遊新都後的感想》，與朱自清、俞平伯的兩篇被文壇譽為鼎足而三，其藝術技巧確已達到與朱、俞並稱的地步，她的這篇散文被入選解放前中學國文教材，不是偶然的。
袁昌英還是一個熱忱的愛國學人。早在海外留學時，她在一篇散文中說：“我們到國外來固然是為了求知，但是不可把祖國的生命忘記了。如果我們國家消滅，我們求了學問又有什麼益處呢？又有什麼地方去實用我們所學的知識呢？……愛祖國即是愛世界，愛我們的同胞即是愛人類，所以我們對於國家安危問題，雖身在國外還是非注意不可。”抗日戰爭開始，她把多年積蓄的很大一筆錢捐給國家，支持抗日。1938年秋，她隨武大西遷四川樂山，乘船路過宜昌時，她上岸去散步，遇見兩個法國水兵正在欺壓中國搬運夫，她非常生氣，立即上前用流暢的法語訓斥了兩個法國兵，使他們當麵承認了錯誤。解放以後，袁昌英積極參加政治學習，思想上要求進步，繼續在武大認真教學，還熱情地把毛主席詩詞譯成英文。她加入了民主同盟，當選為湖北省政協委員，3次參加武漢文代會，並被選為武漢市文聯執行委員，後又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1957年她被錯誤地劃為“右派”分子，免去了教授職務，下放到圖書館勞動。一年後，又以莫須有的罪名，由法院判為曆史反革命，開除公職，交街道監督勞動。我親眼看見她拿著大長竹掃帚在珞珈山來往人最多的二區掃馬路。真可謂斯文掃地。“文革”的暴風雨中，“四人幫”對她迫害得更厲害了。1966年9月，與她患難與共一起生活了45年的伴侶楊端六去世後，她被迫搬出原來較寬的住房，住到一區一間狹小的房子。1969年12月，對她迫害更加升級，她在珞珈山居住了幾十年的權利被剝奪了，當作“五類分子”勒令限期離開珞珈。
袁昌英幼年時在她老家湖南醴陵鄉下度過12年，事業有成後，家中早已沒有直係親屬，所以一直沒有回去過。這時她已75歲，無處安身，遠在北京的女兒楊靜遠（現為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下放到“五七”幹校，自顧不暇，幸好她老家有一位貧下中農是她從未見過麵的遠房侄子，願意收留她，就這樣她以“戴罪”之身，回到了闊別幾十年的老家。回到農村後，她訂了報紙，每天閱讀書籍，寫毛筆字。她關心青年的進步和群眾的疾苦，有的知識青年請她補習英語，鄰裏請她寫個什麼報告或信，她都樂於幫忙，還有個女青年，在她輔導下考取了湘潭大學外文係。
畢竟她是年老體衰的人，身邊沒有一個親人，心裏話無法對人說，加上戴著沉重的“帽子”，心情怎麼也不會舒暢，終於在返鄉三年多後的一天含冤去世。盡管袁昌英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人們沒有忘記她，她的不少學生、友人得知她被遣返回老家後，時常從各地給她寫信，或給她寄錢，有的彙款甚至連寄款人是誰都不知道。在她逝世後有人不遠千裏尋到這個偏僻鄉村，在她墓前致哀。1991年是袁昌英逝世20周年，武大長沙校友會在清明節派代表專程到袁老師墓前掃墓。
在這之前，1979年秋，武漢大學為她落實政策，改正了“右派”結論，同時，武漢市法院也撤銷了於1958年所做的錯誤判決，袁昌英徹底平反了。但她沒有等到這一天。被人們遺忘了的袁昌英，逐漸又被人們知曉了。李揚女士在《新文學史料》1981年第四期全麵介紹了《作家學者袁昌英》，這以後出版的不少的名人辭典都列有“袁昌英”的辭條。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袁昌英作品選》，1988年劉運祺寫了《袁昌英散文淺析》，1991年百花文藝出版社又出版了《袁昌英散文選集》。
在台灣，她的好友蘇雪林發表了《哭蘭子》，又寫了《袁蘭子晚年》。1983年台灣商務印書館再版了她早年劇作《孔雀東南飛》及其他獨幕劇，1985年台灣另一家出版社出版了《袁昌英散文集》。在國外漢學家中，也沒有忘記這位中國新女性的先驅。如挪威奧斯陸大學一位中國文學研究者伊麗莎白·艾德女士，於1983年來到北京尋找袁昌英戲劇創作的資料，特別是對《孔雀東南飛》的家庭結構的心理研究，表現了極大的興趣。會見了楊靜遠之後，她滿載而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