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慶邦
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後期，我們家搬到北京朝陽區的靜安裏居住。這是我們舉家遷至北京的第三個住所。第一個住所在靈通觀一座六層樓的頂層，我們家和另一家合住。我們家住的是九平方米的小屋。第二個住所，我們家從六樓搬到該樓二樓，仍是與人家合住，隻不過住房麵積增加至十五平方米。搬到靜安裏一幢新建居民樓的二樓，我們才總算有了獨門獨戶的二居室和一個小客廳，再也不用與別人家共用一個廚房和廁所了。
住房稍寬敞些，我幾乎每年都接母親到城裏住一段時間。一般是秋涼時來京，在北京住一冬天，第二年麥收前回老家。母親有頭疼病，天越冷疼得越厲害。老家的冬天屋內結冰，太冷。而北京的居室裏有暖氣供應。母親的頭就不怎麼疼了。母親願意挨著暖氣散熱器睡覺。她甚至跟老家的人說，是北京的暖氣把她的頭疼病暖好了。
母親到哪裏都不閑著，仿佛她生來就是幹活的，不找點活兒幹，她渾身都不自在。這時我們的兒子已開始上小學，我和妻子中午都不能回家，母親的主要任務是中午為兒子和她自己做一頓飯。為了幫我們籌備晚上的飯菜，母親每天還要到附近的農貿市場買菜。她在市場上轉來轉去，貨比三家，哪家的菜最便宜，她就買哪家的。妻子的意見，母親隻把菜買回來就行了，等她下班回家，菜由她下鍋炒。有些話妻子不好明說，母親的眼睛花得厲害，又舍不得多用自來水，洗菜洗得比較簡單，有時菜葉上還有黃泥，母親就把菜放到鍋裏去了。因話沒有說明，妻子不讓母親炒菜，母親理解成兒媳婦怕她累著。而母親認為，他的兒子和兒媳婦在班上累了一天，回家不應再幹活，應該吃點現成飯才好。母親炒菜的積極性越發的高。往往是我們剛進家門，母親已把幾個菜炒好，並盛在盤子裏，用碗扣著，擺在了餐桌上。母親炒的大都是青菜，如綠豆芽兒、芹菜之類。因樣數兒比較多，顯得很豐富。母親總是很高興的樣子，讓我們趕緊趁熱吃。好在我妻子從來不掃母親的興，吃到母親炒的每一樣菜，她都說好吃，好吃。
倒是我表現得不夠好。我肚子裏嫌菜太素，沒有肉或者肉太少，沒什麼吃頭兒，吃得不是很香。還有，妻子愛吃綠豆芽兒，我不愛吃綠豆芽兒，母親為了照顧妻子的口味，經常炒綠豆芽兒，把我的口味撇到一邊去了。有一次，我見母親讓我吃這吃那。自己卻舍不得吃，我說：“是您炒的菜，您得帶頭兒多吃。”話一出口，我就有些後悔，可已經晚了。定是我的話裏帶出了不滿的情緒，母親的情緒一下子低落下來。我不應該有那樣的情緒，這件事夠我懺悔一輩子的。
買菜做飯的活兒不夠母親幹，母親的目光被我們樓門口前麵一個垃圾場吸引了。我們住的地方是新建成的住宅小區，配套設施暫時還跟不上，整個小區沒有封閉式垃圾站，也沒有垃圾桶，垃圾都倒在一個露天垃圾場上，攤成很大的一片。市環衛局的大卡車每三兩天才把垃圾清理一次。垃圾多是生活垃圾，也有生產垃圾。不遠處有一家規模很大的襯衫廠，廠裏的垃圾也在垃圾場上倒，生產垃圾也不少。垃圾場引來不少撿垃圾的人，有男的，有女的；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他們手持小鐵鉤子，輪番在垃圾場扒來扒去，撿來撿去。母親對那生產垃圾比較感興趣。她先是站在場外看人家撿。後來一個老太太跟她搭話，她就下場幫老太太拎。她拎的紙紙片片、瓶瓶罐罐，都給了老太太。再後來，母親或許是接受了老太太的建議，或許是自己動了心，她也開始撿一些自己認為有用的東西拿回家來。母親從生產垃圾堆裏隻撿三樣東西，紗線、扣子和布片兒。她把亂麻般的紗線理出頭緒，再纏成團。她撿到的扣子都是那種綴在襯衣上的小白扣兒，有塑料製成的，也有貝殼做成的。扣子都很完好，一點破損都沒有（計劃經濟時期，工人對原材料不是很愛惜）。母親把撿到的扣子放到一隻塑料袋裏，不幾天就撿到了小半袋，有上百枚。母親跟我說，把這些線和扣子拿回老家去，不管送給誰，誰都會很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