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做過大戶人家的長工，幫人家放過牛；做過泥水匠、打石工、木炭工；在農忙的時節幫人收割甘蔗或稻子；這些勞碌的工作，並沒有讓他放棄歌唱，他唯一的生活娛樂就是用他的月琴和歌聲來和鄉間的百姓同歌共唱。
陳達的“半職業歌手”生涯，一直到他39歲時結束，那一年他莫名地患上了半身不遂病症，使他的生命邁入了一段長時間的黑暗時期。
背負“民族樂手”的沉重招牌
正值壯年的半身不遂的陳達，既無法從事勞動營生，也不得不丟下他的月琴，淪為恒春鎮公所中登記有案的一級貧民，依靠每月數百塊的微薄救濟金過活，住在由土塊堆成的老屋中，他生活的貧困，使他無論如何都無力就醫，那一段時間，陳達心情的落寞可以想見。
失掉了月琴長達21年，天可憐見，在60歲的時候，陳達的病奇跡似地痊愈了，複原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月琴來唱歌，陳達幾乎無怨無尤地又在生活中閃爍著快樂的火花。
兩年後，陳達62歲，1967年7月28日，中國民族音樂研究中心民歌采集隊的史惟亮、許常惠等人，在恒春找到了陳達，掀開了隱蔽了60年的帷幕，錄下了陳達感人的吟唱歌聲。
並在1969年出版了《民族樂手——陳達和他的歌》的唱片和書籍，引起台北文化界的重視。
從此，陳達背負起“民族樂手”這塊沉重的招牌，領取一級貧民的救濟金。
就像每一塊被挖掘出來的瑰寶一樣，陳達成為大眾傳播的焦點，登報紙、上電視，很快地名聞全國。在稻草人餐廳演唱時也廣受許多年輕人的喜愛，贏得無數光耀的掌聲，陳達背負的招牌更多了——民族音樂遺產、民間音樂瑰寶等等。
種種榮耀的背麵總是十分灰澀，唯一的改善是鎮公所幫他翻修了五坪大的房子，房裏增加幾件顯著的財產：黑白電視機、手提收錄音機，還有參加歌謠比賽所得到的獎狀和錦旗。
但是陳達的健康是日壞一日了，他的牙齒全部脫落了，唱起歌來一天比一天吃力；他的手開始顫抖，彈琴也日漸吃力；他甚至患上嚴重的幻聽症，常聽到他的仇人要害死他。
當陳達為《雲門舞集》配錄了“薪傳”音樂以後，他的幻聽已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先是被送入南部的精神病院，後來北上就醫，住過三重的私立療養院，然後在台北市立療養院治療了3個月。這些病症都一口一口地慢慢在腐蝕我們的民族樂手。
一生都是十一歌仔
晚年的陳達，隻為我們留下一些數目字：1978年3月31日參加淡江學院為他辦的民謠演唱會。
1978年10月在“薪傳”中唱歌。
1979年一年都在精神療養中。
1980年3月參加國際藝術節在國父紀念館演唱。
1980年起洪建全文化基金會每月寄2千元給陳達，補助生活。
這些陳達社會活動的數目字，都沒有他個人的數目字來得驚心，他早年父母兄弟姊妹全過世了，隻留下他一個人；他一輩子沒有能力娶妻生子，孑然一身；他擁有的最大財富是一把月琴；他有很多朋友，但沒有一個能真正進入他內心的世界——陳達的數目字除了零就是一。
他還有一個時常掛在嘴上的數目字“十一哥仔”，他說：“算命的早就對我講過，我注定一世孤單，他講得很對，我到現在還是個十一哥仔。”
所謂“十一哥仔”就是鄉下人對單身漢的稱呼，對年輕的單身漢有嘲諷的意思，對年紀大的，卻是悲涼的告誡。
最後幾個月的陳達，離開了台北的萬丈紅塵，回到他的土地，他生長的家鄉，每天親自下廚做著簡陋的三餐，閑暇時就搬出他的藤椅。唱他的“思想起”。聽過陳達唱歌並能聽懂他隨時創作的歌詞的人，很難不為他橫溢的想象和敏銳的觀察佩服，他不僅是個民族樂手，甚至是個人群和大地的寫實詩人，他為我們唱出的“薪傳”史詩是如何地氣魄開朗、活潑生動呀！
如今，陳達的數字、陳達的歌聲、陳達的史詩都在向晚的涼風中永遠地飄去了。
一些在風中飄蕩的訊息
陳達被汽車撞死的第3天，就是4月30日，我曾打電話到恒春鎮公所詢問陳達的下落，鎮公所竟然也不知他的屍體在哪裏，隻知道他在送醫途中死去了。
後來我們沒有再找陳達的屍體和他的月琴，因為一個永恒的歌手，他的身體和他的琴都在其次，重要的是他的歌聲和他的琴藝留了下來——這一些在風中飄蕩的訊息，或許有一天會再萌芽起來的吧！——陳達未死前，我這樣期待著，陳達死了以後，我仍是這樣期待著，雖然我們再也不能熱情地叫一聲“阿達仔伯”，然後聽他那一聲親切而沙啞的回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