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半農
捧之一字，說出來似乎有點兒不夠勁，因為一般人心目中，總以為某人要捧某人，必定存著什麼心，有什麼作用，於是乎大多數做文章的人，都避捧而就罵。
我在報紙上做文章，往往要罵人，雖然對於被罵者無毫發的之損，一般人卻以為我這人也就夠討厭的了。
其實，說句良心話，我又何嚐不想捧人，隻因找不著可捧的人，也就隻得不捧。
捧之一字，說出來似乎有點兒不夠勁，因為一般人心目中，總以為某人要捧某人，必定存著什麼心，有什麼作用，於是乎大多數做文章的人，都避捧而就罵。不知我們既有眼睛，既能辨別黑白，好的就該說好，壞的就該說壞；罵之與捧，固同是出於不得已也。時賢如孟斯根先生之捧朱霽青（見《論語》半月刊），丁在君先生之捧朱慶瀾（見《獨立評論》半月刊）均不失為善頌善捧，但求捧而公，捧而當，則亦何苦而不捧，亦何樂而不捧。
於是乎我要捧一捧我們的工務局長汪申伯，好在我捧了他，還不至於要到他局裏去謀一個科長科員做，人家也不至於這樣疑心我。
先將我與汪申伯的私交說個明白。我們倆雖然同是法國留學生，在法國時，隻是見過麵而已，並沒有同上什麼地方去喝過一杯五個“蘇”的咖啡，也沒有同上老蕭飯館裏去吃過一餐四方五的糟糕飯。後來回了國，雖然同在中法大學做過幾年事，隻是在開教務會議的時候見見麵，平時很少往來。在開教務會議時，我們倆往往拍桌子吵架，因為他是法國文學係主任，我是中國文學係主任，亦許有一個學生，法文好而中文不好，他說可以升級，而我說不能，或另有一個學生，情形與此適相反背，均足以叫我們倆抬起杠來。但結果總是雍容大度的李聖章先生提出個辦法來。再加之以春風滿麵的範濂清先生說幾句好話，我們倆彼此掏出支煙卷敬一敬，也就不再麵紅耳熱而從長計議了。
有一時我對於申伯很不服，因為他在服爾德學院的院子裏造了一座燈台，是個瘦而小的白石亭子。我說：“糟糕！這是什麼東西！是紙紮鋪裏做的望鄉台！”這話我當時沒有好意思同他當麵說，後來老老實實的說了，他並沒有提出抗議。
兩年前，他替中法大學建造大禮堂，所花隻是七萬五千塊大洋，可是大禮堂有了，兩個大客堂也有了。圖書館也有了，書庫也有了，裏麵是電燈，自來水，汽爐，以至於“一衝百裏”
的洋毛房也有了；觀瞻既好，又合實用，而且省錢。這真叫我大吃一驚：天下竟有這樣的便宜貨！於是乎我對於汪申伯不得不刮目相看。
後來他榮任了工務局長，我心裏想：你為什麼也去弄這樣一個小官做？北平市政中本無工務之可言，戴上一頂紙帽子有什麼意思？你既不會自己陪著長官們去花天酒地，又不會請太太去陪著長官們跳舞，即以做官論，也不見得能做得很得意罷。然而他好，他自從接任之後，就不慌不忙的計劃修路，雖然經費異常竭蹶，仍是一麵修，一麵計劃，修了一條又一條，修了一尺又一尺。凡是久居北平的人，都可以感覺到在申伯做局長以前的北平道路是怎樣，在他做局長以後的北平道路是怎樣，也用不著我來一條條的細說。
我們正希望他再做上10年的局長，把北平的道路完全修好，然而時局變了，張學良走了，周大文也快要走了，“一朝天子一朝臣”，自然申伯也要跟著走啊，他要走於他個人有什麼關係，難道不能回過頭去坐他的冷板凳？然而北平的道路，可要從此古色古香，編入國格叢書去了。
公安局長鮑毓麟維持北平治安之功不可沒，聽說已有人向當局建議，請他聯任，當局已經答應，這是我們應當感謝的。但汪申伯修路之功亦不可沒，我們做人民的似乎也該說一兩句話。
申伯的修路，雖然現在還沒有到功虧一簣的時候，可是他能不疲不息的把一簣一簣的石子往馬路上倒，不比有些官兒們隻知道把一桶桶的白米飯往肚子裏倒，這就是他的可捧之處。
向來人民之挽留官長，有兩個方法，就是脫靴臥軌。現在呢，還可以加上一個新方法，就是吊死在飛艇尾巴上。但若申伯要走，決沒有坐福特機的福氣，所以這新法可以不必用。臥軌呢，似乎也不可以輕易嚐試，因為周大胡子要臥古物的軌呢，結果是吃了16天官司。最好的方法，還是脫靴，故我敢大聲疾呼曰：北平市民應群起而脫汪申伯之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