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容易等到叮嚀一聲掛回聽筒，還我寂靜，正待接上斷緒，重新投入工作，鈴聲響處，第二個電話又來了。四個女兒加上一個太太，每人晚上四五個電話，催魂鈴聲便不絕於耳了。
像一個現代的殷洪喬，我成了五個女人的接線生。有時也想回對方一句“她不在”，或者幹脆把電話掛斷，又怕侵犯了人權，何況還是女權，在一票對五票的劣勢下，怎敢冒天下之大不韙？
絕望之餘，不禁悠然懷古，想沒有電話的時代，這世界多麼單純，家庭生活又多麼安靜，至少房門一關，外麵的世界就闖不進來了，哪像現代人的家裏，肘邊永遠伏著這麼一枚不定時的炸彈。那時候，要通消息，寫信便是。比起電話來，書信的好處太多了。首先，寫信閱信都安安靜靜，不像電話那麼吵人。其次，書信有耐性和長性，收到時不必即拆即讀，以後也可以隨時展閱，從容觀賞，不像電話那樣即呼即應，一問一答，咄咄逼人而來。“星期三有沒有空？”“那麼，星期四行不行？”這種事情必須當機立斷，沉吟不得，否則對方會認為你有意推托。相比之下，書信往還，中間有綠衣人或藍衣人作為緩衝，又有洪喬之誤周末之阻等等的借口，可以慢慢考慮，轉肘的空間寬得多了。書信之來，及門而止，然後便安詳地躺在信箱裏等你去取，哪像電話來時，登堂入室，直搗你的心髒，真是迅鈴不及掩耳。一日24
小時，除了更殘漏斷、英文所謂“小小時辰”之外，誰也抗拒不了那催魂鈴武斷而堅持的命令，無論你正做著什麼，都得立刻放下來，向它“交耳”。周公“一沐三握發，一飯三吐哺”，是為接天下之賢士，我們呢，是為接電話。誰沒有從浴室裏氣急敗壞地裸奔出來，一手提褲，一手去搶聽筒呢？豈料一聽之下，對方滿口日文，竟是錯了號碼。
電話動口，書信動手，其實寫信便見君子之風。我覺得還是老派的書信既古典又浪漫；古人“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的優雅形象不用說了，就連現代通信所見的郵差、郵筒、郵票、郵戳之類，也都有情有韻，動人心目。在高人雅士的手裏，書信成了絕佳的作品，進則可以輝照一代文壇，退則可以怡悅二三知己，所以中國人說它是“心聲之獻酬”，西洋人說它是“最溫柔的藝術”。但自電話普及之後，朋友之間要互酬心聲，久已勤於動口而懶於動手，眼看這種溫柔的藝術已經日漸沒落了。其實現代人寫的書信，甚至出於名家筆下的，也沒有多少夠得上“溫柔”兩字。
也許有人不服，認為現代人雖愛通話，卻也未必疏於通信，耶誕新年期間，人滿郵局信滿郵袋的景象，便是一大例證。其實這景象並不樂觀，因為年底的函件十之八九都不是寫信，隻是在印好的賀節詞下簽名而已。通信“現代化”之後，豈但過年過節，就連賀人結婚、生辰、生子，慰人入院、出院、喪親之類的場合也都有印好的公式卡片任你“填表”。“聽說你離婚了，是嗎？不要灰心，再接再勵，下一個一定美滿！”總有一天會出售這樣的慰問明信片的。所謂“最溫柔的藝術”，在電話普及、社交卡片泛濫的美國，是注定要沒落的了。
甚至連情書，“最溫柔的藝術”裏原應最溫柔的一種，怕也溫柔不起來了。梁實秋先生在《雅舍小品》裏說：“情人們隻有在不能喁喁私語時才要寫信。情書是一種緊急救濟。”他沒有料到電話愈來愈發達，情人情急的時候是打電話，不是寫情書，即使山長水遠，也可以兩頭相思一線貫通。以前的情人總不免“腸斷蕭娘一紙書”，若是“玉緘劄何由達”，就更加可憐了。現代的情人隻撥那小小的轉盤，不再向尺素之上去娓娓傾訴。麥克魯恒說得好：“消息端從媒介來”，現代情人的口頭盟誓，在十孔盤裏轉來轉去，鈴聲叮嚀一響，便已消失在虛空裏，怎能轉出偉大的愛情來呢？電話來得快，消失得也快，不像文字可以永垂後世，向一代代的癡頑去求印證。我想情書的時代是一去不返了，不要提亞伯拉德和哀綠綺思，即使近如徐誌摩和鬱達夫的多情，恐也難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