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繆研究中，似乎已形成這樣一種定式：談加繆必談《局外人》，談《局外人》必談荒誕，談荒誕就離不開《西緒福斯神話》。這部長篇哲學隨筆不僅是我們進入加繆的“荒誕”文學世界的導遊圖，也是我們解讀這位存在主義大師的“荒誕”作品及“荒誕”人物的一把必不可少的鑰匙。在《西緒福斯神話》中，加繆曾有這樣一段耐人尋味的論述：“一個人在玻璃隔板後麵打電話，人們聽不見他說的話，但看得見他那毫無意義的手勢語：於是就會問他為什麼活著。這種麵對人本身的非人性所感到的不安、這種麵對我們自身形象的難以估量的墮落、這種被當代一位作家稱作‘惡心’的東西，也是荒誕。”一般認為，加繆的哲學就是荒誕的哲學，加繆的文學便是其荒誕哲學的文學圖解，而加繆筆下的文學人物則是這位荒誕哲學家荒誕思想的形象展示。從這個意義上講，中篇小說《局外人》就是加繆圖解其荒誕哲學的典範，主人公默爾索便是其荒誕哲學的文學代表，而這個“局外人”所經曆的那段短暫的“荒誕”人生，則正是那張荒誕的“玻璃隔板”所為。
一、隔住了什麼？
讀罷加繆的《局外人》，人們往往會有一種被“隔”住的感覺。主人公默爾索其人、其事、其言、其行，仿佛都與生活其中的那個世界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馳；他的主觀意圖和外界對其意圖的解釋也往往是大相徑庭，甚至南轅北轍；仿佛他自己生活在一個世界，而其他人卻生活在另一個世界；仿佛他是來自另一個星球的“外星人”。人們既不認識他，也不了解他，隻能看得見他的手勢，卻聽不懂他的話語；隻能觀察到他的表情，卻無法理解他的內心。就這樣，他本應擁有的一切，本應享受的一切就都被那張“玻璃板”隔住了，隔在了我們這個喧囂的世界之外，隔在了熙熙攘攘的生活之外，隔在了他賴以生存的人世之外。
小說從默爾索的母親去世寫起，以他因過失殺人而被判處死刑而告終。殺人者，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都要承擔應有的法律責任，這一點是無可爭議的。如果僅僅從這宗案件的因果關係來看，似乎沒有任何值得懷疑的地方，更沒有什麼荒誕之處。但是，一經接觸到案件的審理過程，一經接觸到默爾索被判死罪的原因和理由，荒誕就隨處可見，荒謬就比比皆是，荒唐就接踵而來。
默爾索是為了幫助朋友才輕率地走上殺人犯罪道路的。這起事件前因後果明晰，人證物證俱在，本來是一宗十分簡單，極易審理的案子。但是，在審理的過程中，無論是被指派來的律師，還是檢察官等人，都對默爾索在母親葬禮上的表現倍感興趣，而將真正的犯罪事實和犯罪動因拋在了一邊。於是，母親下葬那天的“麻木不仁”就成為起訴他死罪的一條重要證據。被傳出庭的證人不是養老院的人員，就是他的鄰居和朋友，與這起殺人案無任何關係。檢察官所詢問的問題又幾乎都是默爾索在母親葬禮時和葬禮後的表現，而與這起案子有關的問題則無人理睬。盡管他的律師不解地提出了默爾索究竟是“被控埋了母親還是被控殺了人？”這一不容回避的問題，法庭還是以默爾索“懷著一顆殺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親”為由將其送上了斷頭台。默爾索犯罪的起因和最後的結果就這樣被肆意地“阻隔”了，而且“阻隔”的又是如此的荒唐，如此的不可思議！
應當指出的是，默爾索並非冷血動物，而是一個內心世界充滿了激情的人，一個有著強烈的親情的人。得知媽媽去世的消息後，他跑著趕路去養老院，而且心中一直覺得媽媽還活著；離養老院還有兩公裏的距離，他就等不及地想立刻見到媽媽；在媽媽離開後的日子裏，他時常勾起思念的情感；犯罪入獄後，他鄭重地向律師聲明：“我很愛媽媽，……我更希望媽媽不死”；麵對著預審人員的提問，他的回答仍然是：“愛，像大家一樣”；即便被判了刑，打入了死牢，處在孤獨和末日之中的他依然在想念著媽媽，並且終於“明白了為什麼她要在晚年又找了個‘未婚夫’，為什麼她又玩起了‘重新再來’的遊戲”。正因為對媽媽的思念和理解，才使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深深地感覺到“我過去是幸福的，我現在仍然是幸福的”。直到這時，我們才發現在這個看似冷漠的“局外人”心中隱藏著如此濃烈的親情，沸騰著如此強烈的情感。
然而不幸的是，他的這份動人的親情卻被無情地“隔”掉了，原因是他在媽媽的葬禮上沒有流淚。於是，對母親的不孝就成為他後來殺人犯罪的唯一動機，就成為他最終被判極刑的重要依據。其實。默爾索把母親送進養老院的動機是善良的，這不僅僅是他無力撫養母親，而且因為年齡的原因與母親少有溝通。進了養老院後，母親在同齡人之中找到了樂趣，這對老人來講，不能說不孝。默爾索在母親的靈堂抽煙、喝咖啡的舉動並非惡意，對此，他猶豫過，自責過，思考過，但他匆匆忙忙坐車趕到這裏，已經是疲憊不堪，這樣的舉動並不為過。默爾索在母親去世後結交女友，一道看電影，一道玩耍，這都是人之常情，並不能降低他對母親的思念。至於在母親的葬禮沒有流淚，一是那天他太疲倦，二是他認為“媽媽已經離死亡那麼近了，該是感到了解脫”，所以，“任何人也沒有權利哭他，我也是”。
但是，他的這份真實的感情，這些正常的行為，到了其他人的眼中，到了法庭上，就變了調，改了味兒。平常人身上最常見的舉止，到了他的身上，就變成了沉重的罪名。律師不理解他，怨恨他，因為他講了真話；當他向預審人員聲明他像大家一樣愛母親的時候，甚至連打字員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以至於按錯了鍵子；養老院院長憎恨他，對他在葬禮上的“不良”表現大肆渲染；檢察官則不懷好意，不但不去審理這宗殺人案的真正證據，反而不厭其煩地對默爾索在母親去世後竟做了些什麼糾纏不休。於是，這樁本應審理默爾索殺人的案子卻變成了對其“不孝”的聲討會。於是，默爾索對母親的一片親情竟變成了在精神上殺害母親的“罪證”。“在當今社會中，在自己母親下葬時不落淚的人可能被判死刑”，是加繆對這部中篇小說主旨的最佳概括。這裏，我們仿佛又看到了那張荒誕的“玻璃隔板”，正是這張“玻璃板”殘忍地隔住了默爾索真實的內心世界，隔住了他心靈深處的合理要求，隔住了這個充滿激情的年輕人對生活的真實感受，從而剝奪了他的幻覺和光明，剝奪了他對故鄉的回憶和對樂土的希望，所留下的隻是那毫無意義的手勢和那張孤獨冷漠的“局外人”神情。“這種人和生活的分離，演員和布景的分離，正是荒誕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