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的中外文壇，產生了兩位醫生作家：俄羅斯的契訶夫和中國的魯迅。契訶夫是莫斯科大學醫學係的學生，魯迅在日本仙台醫學專門學校接受過醫學教育；契訶夫一邊行醫，一邊創作，既是一位醫生，又是一位作家，魯迅則沒有完成自己的學業就棄醫從文；契訶夫用自己的文學之筆解剖了19世紀後半期的俄國社會，魯迅以自己的文學實踐書寫了20世紀前半期中國文學的輝煌；契訶夫是俄國批評現實主義文學最後一位偉大的作家，魯迅是中國新文學最初的一位偉大作家。就醫生而言，他們不是最優秀的，在醫學領域中，他們也沒有取得過驚人的成就。但是，他們用醫生之視野所透視的社會，用醫學之原理所剖析的人生，用醫生之手所塑造的形象，卻是他人無法企及的。
一、契訶夫的醫學情懷
毋庸置疑，契訶夫是以文學家的業績，以短篇小說巨匠的身份揚名於世的。然而，當我們走進他的精神世界，尋覓他的人生腳步時，會很清晰地感受到他的醫學情懷，體味到他對醫學的不舍和眷戀。他曾不止一次地在不同的場合表達過自己對醫學的情感，並多次用“妻子”和“情婦”、“合法”與“不合法”來形容“醫學”與“文學”在心中的地位。
他曾對哥哥說：“我已經把自己的名字和家庭同醫學聯係在一起了，直到進棺材以前，我都不會放棄醫學。至於文學，我遲早是會與它分手的……”因為他覺得自己真正的前途不是當作家，而是做醫生，所以“他喜歡把醫學比作合法妻子，把文學比作情婦”。盡管他認為“當這個女人使我討厭時，我就同另一個睡覺，這也許有點放蕩不羈，但卻不顯得單調”，可他還是不喜歡談論自己的“情婦”，因為他覺得“在不合法地位中生活的人，將在不合法的地位中死亡”。1893年，他在寫給友人的信中再次提到“醫學是我的合法的妻子，文學是我的不合法的妻子。當然，她倆是互相妨礙的，不過還不至於鬧到彼此排斥的程度”。
雖然在醫學“妻子”與文學“情人”中，契訶夫首先選擇了醫學“妻子”，在“合法的妻子”與“不合法的情人”中，契訶夫也首先選擇了“合法的妻子”，但是，在人生旅途和事業成就上，最令他滿意的卻不是他的“合法妻子”，而是“不合法的情人”。而他在文學上的成就又得益於他的醫生職業。因為“行醫大大開闊了他的視野，大量積累了他在其他條件下未必能獲得的素材”。
1899年，在給友人信中，契訶夫寫道：
我不懷疑研讀醫學對我的文學活動有重大影響；它大大擴展我的觀察範圍，給與我豐富的知識。對做為作家的我來說，這種影響的真正價值隻有作家自己兼做醫生的人才能領會。醫學還有指導作用，大概多虧接近醫學，我才能避免了許多錯誤。由於熟悉自然科學，熟悉科學方法，我總讓自己小心在意，凡是在可能的地方總是盡力用科學根據考慮事情，遇到不可能的地方寧可根本不寫。……我不屬於那種用否定態度對待科學的小說家，我也不願意屬於那種憑自己的聰明推斷一切的作家。
正是出於醫生的職業習慣，契訶夫不止一次在文中和信件中流露出對醫學的不舍情懷。
1880年，契訶夫發表了《在長篇小說、中篇小說等作品裏最常遇見的是什麼》一文。文中在列舉了伯爵、仆人等人物外，還特意把自己的職業寫入其中：“醫生——臉色憂慮，對重病人表示大有希望，常拿一根圓頂手杖，禿頭。凡是醫生出場的地方，總有積勞成疾的風濕病、偏頭痛、腦炎；他照料因決鬥而受傷的人，老是勸人到溫泉去療養。”字裏行間，充溢著對醫生職業的熟悉。
1886年，契訶夫在給友人的信中說：“大家認為我在文學方麵毫無成績，這種普遍的看法已經深入我的心靈，我很快就習慣了用鄙夷的態度對待自己的工作，於是就那麼寫下去了！這是第一個理由。……第二，我是醫生，醫務工作忙得不得了，……弄得睡眠都不足了。”正由於既放不下醫生的工作，又丟不下文學的創作，因此有可能文學與從醫“兩個兔子”都抓不到。
1888年，在與朋友討論自己的中篇小說《草原》的信中，契訶夫說：“我很高興：您不痛了。這種痛就是您的病的實質，別的都不那麼重要。咳嗽並沒有什麼嚴重的性質，跟您的病也無關。這咳嗽無疑的起因於感冒，會隨著冷天一齊消滅。今天我恐怕要喝很多酒，為那些教我解剖屍體和開藥方的人幹杯。”可以想象得出，如果沒有醫生經曆的話，契訶夫是說不出這麼多跟醫學有關的話語的。也是在同一年，契訶夫在另一封信中說：“我是醫生，為了免得丟臉起見，應當在小說裏為醫學事故寫出理由來。”
1889年，契訶夫在與友人的信中談到自己的作品時說：“這個月我準備開始排印一本我的小說的新集子，那些小說枯燥乏味如同秋天一樣，調子千篇一律，這些小說中的藝術成分跟醫學緊密的混合在一起……”
正因為當過醫生，契訶夫才有可能用醫生的目光觀察社會，用手術刀一樣的筆解剖社會，才有可能透過一件件平淡的、細微的、極不起眼的生活瑣事，挖掘其中的深刻意義，挖掘社會的病根。在他身上，我們看到了醫生和作家的美妙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