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從1993年起，老人家不大再在沂蒙與濟南之間打遊擊。這倒不是因為我已經成了家（這媳婦到底還是俺自己找的），而是老人家畢竟已90多歲，身體各方麵明顯不如以前了。
最主要的表現有兩個方麵，一是耳背得很，同他講話常常要很大的聲音，他聽不清，還要罵你聲音太小；再就是眼花了，要用放大鏡才能看得清《齊魯晚報》的6號字，可他偏偏愛看這份晚報。
他耳背，同他交流得就少了，他就罵你不理他了。“走，我回老家，在濟南住有什麼好的？水這麼難喝。什麼狗屁泉城，連泉水都喝不上（濟南早就喝黃河水了）。”他要回去，就找借口，不是罵濟南沒水了，就是罵濟南的雞蛋不好吃，雞肉、豬肉都不香，不如老百姓家裏喂的香。隻要他說走，你就得讓他走。否則，他就會發脾氣，不吃飯，或是坐在那兒生悶氣。我隻好趕快聯係祈安哥，派出他的東風牌“專車”，駕駛室需放上兩床被子。
1994年的清明前後，我的堂兄王製衡從美國轉道台灣回來了。他是回來安葬我叔叔骨灰的。這自然是很隆重的，因為我叔叔的遺願就要實現了。
我爺爺的心情當然也很激動，隻是說不上是悲傷還是高興。說高興吧，他終於見到了他的另外一個孫子；悲傷吧，我叔叔畢竟走在了他的頭裏。
就是那幾天裏，他突然提出：趁這機會要為我父親修個衣冠塚。對此，我們家除了我媽媽不同意外，我們兄妹三個都讚同。因為可以肯定地說，我爸爸已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隻是屍體沒找到。如果修個衣冠塚，我們也還有個祭奠的地方。至於我媽媽，必須承認，在我爸爸的問題上，她已經“磨叨”了。不承認我爸爸已經死去，隻是她的美好願望而已。
那幾天裏，家裏的氣氛可想而知。盡管我同製衡哥有很多話要談，但是，我們也不便多談。我們的心情很悲傷，幹什麼都小心翼翼，總怕老人家過不去這個坎。我們兄弟三人輪流值班（我弟弟也來了，我妹妹因我媽媽身體不好住院而在棗莊陪護），有時，還要加上他的另一個孫子李祈安（祈安哥跑前跑後，所有的雜事都是他辦）。
不過還好，老人到底是經過風雨滄桑的。隻是在安葬的那一天，在墳前滾過兩行老淚：“兩個王八羔子，都走在了我前邊，都沒出息……我恨哪……”
接著罵我們：“龜孫，不該是你們陪在我身邊，應該是你們的爹。哼……你們的爹，不如他弟兄倆的爹！”
我們想了半天才搞明白，紛紛唯諾點頭，連連稱是。
“聽著，給你們的奶奶磕三個響頭……”
我們就急忙跪下，給我們奶奶的墳頭磕頭。
“還有你們沒見過麵的三奶奶和你們的小姑，你小姑要活著，該是……”
於是，我們再給另外兩個墳頭磕頭。
“聽著，我死了，就跟她們埋在一起……”
我們就連連稱是。
接著又命令我們：“你們都到一邊等著去，我要哭兩聲，我要跟你們奶奶說句話。”
我們隻好躲到一邊，但又不好走遠。我們怕他一下子背過氣去。
斷斷續續的，我們聽到了他的抽泣：“春妮呀，我想你呀，你這一走就是30多年。這些年裏，我時時刻刻想著……想著你呀，我見了別人也是想……想著你呀。你倒好，有兩個兒子陪著，我呢？一個人，我苦呀……嗚嗚，你等著吧，我也快了，早晚咱倆會見麵的。”
我們覺著他該哭夠了，或是說我們覺著不該讓他哭了，我們就讓我弟弟先過去勸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