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出生的那個省，報館裏的先生們，是時常秉《春秋》筆法罵“賊”的。句句引經，字字據典，其目的無非證明自家主人擁有全部“正義”。也不好說那支筆全無效用，因為有時居然也打勝仗。這樣一來，“正義”的嚷嚷者們大半連順天應人的祝詞也趕不及完篇，便打疊起行李做官去了。可是有時“正義”也不行，還是要吃敗仗，嚷嚷者們就鬼影似的滾蛋大吉。但也不必發愁，恐懼著“正義”正要從此倒台了。蓋來者仍是“王者之師”，仍帶著同一“為人民謀福澤”的招牌出捐派餉，隻不過報館裏另換了一批忠烈的典故匠而已。
有一年的夏天，也是在這樣的討“賊”聲中，我回到鄉間，日子過得很安分。記得仿佛是雨後不久，銀漢繁星，風涼如水：就是這麼一個晚上吧，我到親戚家閑談，遇見一位生客，這就是程耀先。因為事前不曾料到，頗感到局促。那時我還在“未冠”的年紀，耀先卻已經留著烏亮的八字胡須了。
第二天我沒有看見他，說是回到城裏去了。
據那位胖胖的親戚說，耀先是一個怪人。他在城裏充當一名“代書”，借了別人的兩間房子，獨自住著，有好幾天揭不開鍋了。耀先這人似乎很有點骨氣，從不向人求助，就是這次來也還是奉了邀請，以致使那位親戚搖頭。
然而對於耀先這人，我完全不知底細。
我不清楚他們中間的關係：那親戚是失勢的鄉紳，耀先則是區區的“代書”——在儒家看來，書生執了此業，已是讀書人的末流，地位相差甚遠。我隻知道耀先是外地人，隨著他的一位在軍隊裏當軍需官的親戚來的。後來他那位親戚的軍隊調到別的地方去了，他本人卻留下來。我那位親戚正是當過“支應局”局長的，當初曾和耀先的親戚相互利用過吧。我想，但這決不能成立友誼。至於搖頭歎氣，那樣的同情，我是自幼就看慣了的。
過了一天，耀先從城裏回來了。是長長的蒼白的臉，很正派，看去精神也還不差，言行也都拘謹。一領破舊的灰布長衫加在他的身上，更顯出了窮途潦倒的書生神色。就年齡論，他應該是我大哥輩的，約三十多歲，那時長我將近一倍。想起那親戚的話，覺得他更加像遊館的先生。那長衫則代表一種階級，一種命運。
此後不久我便離開家鄉，把他忘了。
一年以後，我又回到家裏。可怕的是耀先也仍在那小城裏住著，仍舊當著“代書”。
說起“代書”，常被混為公門中人，因為也是吃衙門飯的一種；可是不能夠倚勢淩人，也拿不到薪水。這似乎叫作“啃照壁的”，隻在鄉下人打官司的時候，代寫訴狀，其性質和律師相同。“啃照壁的”也正和律師或“文學家”一樣，需要社交範圍寬廣，又必須“名”高。
耀先卻是什麼都沒有，隻有孤單單的一個人。
這時我已經約略知道一些他的身世，也隻是約略的，因為始終不曉得他是什麼地方人，也不清楚家中還有什麼人活著。據那親戚說（而他又是從那位充當軍需官的耀先的親戚處聽來）：耀先原也出身小康，大約有五十幾畝田地，曾在本省資格最老的一家中學裏畢業，也許隻是肄業，就在家鄉充當一名小學教師，後來又做了校長。然而民國十五年來了，他簡直——用正經人的說法：是發了瘋。他一下子變賣了田產，就拿所有的錢買回來幾支漢陽造的步槍，學校便成了革命機關。因為學校是在鄉間，城裏雖然知道，還不敢動手。加之那時的當局究竟馬虎些，這給耀先不少便利，就是說，他還不曾受到迫害。但民國十六年開始，革命軍拿下武漢，而按兵不動，正醞釀另一種空氣的時候，局勢非常緊張了。
事情發生的也太湊巧。說是一天夜裏，有位同誌玩槍，一個不留神，槍走了火，自己打死了自己。紳士們聽說這消息，以為有隙可乘，就慫恿著地方當局，派了大隊人馬，將槍繳了去，查封了學校，籍沒了耀先的家，唯有人早已逃之一空。耀先既脫虎口，便沿淮水趨南京；還是呆不下去，便轉赴上海。上海那時也非淨土，不得已隻好溯長江直奔武漢。時間——推測起來，約在八月間。耀先一下船，大屠殺便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