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想以“後工業時代的詩與詩學”界定我的詩歌寫作。所謂後工業時代，不是對我們棲居的這一個時代的指證，也並非對中國目前混雜現實的指認。實際上，我將之作為個人寫作語境的一種設置提出，或指向一種我所理解的當下寫作的理想景態。我所說的理想並非完美，僅僅是某些可能性的獲得，深層的意念得以坦露的一種形態。
這種設置又不是憑空而生，它源自更廣闊遼遠的世界背景。針對中國的有限範疇而言，後工業時代是一個無可回避的泛本文存在。它迫在眉睫，又似乎被隔絕疏離。它與我們的生存若即若離，時而摩肩接踵，時而影像模糊。但它在我自身寫作話語的認知中卻日益明晰起來，並確實給予我向一種語式轉換或新的體驗的可能。
如對時間不確定性的體會與表述，這貫穿了我寫作的幾個階段。以及由此關聯到的去本質化與存在零散狀態的描述，均在綿延的展示中得以確切的呈現。從早期的《水為源》到90年代的《新時間》等，直至近期的《白》與《藍》，時間提供了一個不斷更新的場景，但時間之間並非延續的聯係。它隻是一種在的展開的可能。
而生存或者內心的孤寂，也絕非來自於對本體的固執或遠離。恰恰相反，孤寂是一種彌散的在的形態，是不可解決與無所依據的樣式。我寫《犀牛走動》、《灰色鯊魚》和《大鯨》，包括《烏岩村》及《帶著問題居住》等，它們是隔離的，是在巨大的空間中散在的。它們之間的呼應，源於彌散時刻的共在。生存因此不是一條線索，而是散漫的隱喻。
我因此不太在意所謂時間的“消逝”。1986年或者1992年或者2009年又有什麼關係呢。
雅克·拉康認為人的本我（實在界）主體乃不可能之物，是原初的匱乏。人通過想象界的範疇終於獲得符號的呈現，但符號是外在性的，人因此永遠生活在他鄉。主體的表述亦是他者的話語，然而每個人的認同仍然存在區分。後工業時代或許就是我所認可與期待的言語係統，它為我提供了為我所欣喜與迷戀包括困惑、痛楚、厭倦等的記號及編碼的法則。
後工業時代，因此仿佛是我內心的鏡像。是書寫的命名。
我在一個有陽光的冬天下午開始書寫這一篇後記，這一天也是我13歲可愛女兒的生日。這是一些零散片斷的重合，可能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但讓我有一絲溫暖和一點興奮的感覺。我住的是城市裏某個小區樓房的三樓，書房白色落地窗外依然幽綠茂盛的樟樹樹葉全都安靜著，好像就是它們在製造著這一種寧靜。還有那一隻白頭翁小鳥，它在樹葉間無聲地梳理羽毛。陽光也是無聲的，書架上的書，以及書稿中的每一首詩作。
但它們是另外的聲音。
本書輯入的詩歌主要是2000年之後和1992年之前的作品，1992年至2000年間的詩作基本上收入詩選集《在時間的前方》（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12月版）。重新審閱這些詩歌，並沒有體會到生存的曆史感，每一首詩所指示的時刻，似乎都散布在那裏。在的場所是無限的，生存的表達由此是未可窮盡的本文與語式。
一本書的出版，是話語的重現，對於一個人來說，仿佛是一些場景重新密集地開啟。某些快樂就在凝視間浮遊，如眼前初被攪拌開的這杯牛奶咖啡。
2009年12月22日，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