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
四川詩歌曾在第三代詩人的身上閃現出耀人奪目的光芒，這種光芒也給後來的詩人造成了不無巨大的影響，甚至是陰影。第三代詩歌之後，四川的詩歌似乎有些黯淡，一些更為年輕的詩人則在前輩詩人的光環中逐漸被詩界淡化。
在我的閱讀視野中，陶春及劉澤球、索瓦、謝銀恩等創辦已達10年之久的民刊《存在詩刊》（1994年創刊）還是應該予以關注的。陶春等人倡導的詩歌寫作的“存在性”我不想過多的來闡釋存在主義和海德格爾的經典言論，因為，當陶春和他的朋友將個體生命和詩歌寫作與“存在”聯係起來的時候，這種影響的焦慮是顯而易見的，“存在”也成了最引人注目、也最受爭議和指責的話題。所以，陶春等人在“存在”的旗幟下也不得不同時接受在一般人看來是“舶來”的“存在主義”陰影，盡管陶春等“存在詩刊”的成員和一些評論者都曾在不同的文章中談論和界定“存在”，如“存在詩歌”的本土意識、先鋒精神、嚴肅寫作、理性批判、人性關懷、人文主義、現實精神、悲劇意識、寫作的警覺、反集體等等，但是對於一些觀察者而言可能於事無補。我想對於“存在”這一概念沒有必要從海德格爾等存在主義的經典文論中尋找一個答案，實際上也正如海德格爾自己所言“存在”是一個不言自明的概念，因為此在的生存個體已經生活在一種對存在的領悟當中，但同時存在的意義還在於其晦澀所以完全有必要重新追問存在的意義。所以，從陶春等“存在”同仁的身上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他們對個體存在的反複追問，這就夠了。
從1994年《存在詩刊》的創生開始，陶春等這些詩歌同仁對“存在”有著自己的獨特認識，盡管其中的很多說法都可能會引起爭議，當然也不能排除存在主義詩學的影響，因為第一期創刊號的封麵就是倒排的德文“存在”（Sein）。而最為重要的還在於這一群熱愛詩歌甚至高於生命的人在十多年前就已開始的追問和探尋之旅。
“1994年冬，我已經從內江師專畢業回到德陽，用攢了一年多的工資和獎金，買了台原始武器般的286個人電腦（甚至沒有硬盤，僅用5寸軟盤輸入）。在我的提議下，大家決定辦一個刊物。那年冬天的一個深夜，我們摸到謝銀恩當時供職的內江史家鎮小學的一間教室裏，就著搖曳的燭光，商量刊物的名稱和欄目，直到淩晨時分，一直沒怎麼發言的索瓦說：‘幹脆叫《存在》吧’，大家從疲憊不堪中猛地振作起來，於是這個具有中性意義的刊名確定下來。曾經有人將《存在詩刊》同存在主義聯係起來，以為是對後者的一種攀附，是對西方現代派的‘生吞活剝’，顯然他們的經驗主義的眼光產生了誤讀。陶春在《存在詩刊作品集》第二輯的發刊詞中，闡述了我們對‘存在’的理解：‘存在’一詞作為整個歐洲之思的動力核心，即對人本身在窮竭的追問和不懈努力的爭取和命名。在東方，它的同義詞則被稱為‘道’。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陶春等人在這個問題愈益顯豁的高速旋轉的物欲迷亂和人性放逐的時代，關注和挖掘的是靈魂的尷尬和不斷的內心的挖掘，關注尖利的生存場景中的陣痛和更為普泛性的對命運的考量和存在迷霧的層層照亮與堪破，也正如陶春對詩歌的認識和信仰，詩歌不但證明有“人”存在（不是概念化的人），而且最重要的一點是它永遠都是第一次呈現出我們的心靈是怎樣從一個冥冥的未知空間把那些無形的，甚至還無法感覺到的，聽到的，看到的或者是早已被遺忘的發生過的或未發生過的經驗片斷，思想片斷，某種焦灼混亂的情感，一絲奇跡性氣流轉換為另一清晰客觀的物質活體在紙上證明著千變萬化的心靈活動，並維護這種“人”的存在，這裏的“人”不與主觀的自我發生結合，而隻與更客觀，更超然的意義上的非我世界發生結合。（陶春：《詩者及其信仰》）
陶春倡導的“存在”的詩正是介入的詩，“嚴肅的詩”和“發現的詩”。“嚴肅的詩”在陶春看來就是拒絕單方麵摹仿任何一個文學流派和主義的詩，更不會被形式所役，也不會複製日常生活現象流那種濃度不高的時間，反而它要去提煉和濃縮使這些現象流時間中斷循環的東西，這些東西很可能從根本上顯得極為普遍，其探索精神達到了與科學平行的客觀態度而深入心靈材料的黑暗深處。在這種寫作“嚴肅的詩”的驅動下，陶春寫出了長詩《時代之血和他的冷漠騎手》一個悲觀主義者的雙重肖像》《尖銳之所在》《了斷》《一個憤怒夜晚的上升》《屋頂上空頹遺的花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