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陶春的身上一代人的漂泊特征同樣存在，這種居所和靈魂的漂泊無定也使得詩人在沉重的生存麵前獲得了一種無奈的勇氣，這種勇氣又轉換為詩歌寫作中的冷、硬與黑，“每天從城市回到我郊外鄉村的住所，或是按相反的路線返回，這個幹燥、單調的形式赤裸裸地坦開了雙腿所不能跨過的局限。同時，我卻聽到體內的沉默像夏日洶湧的太陽光刀塑造著我靈魂的海岸。在經過城市街道並列的無數商店和事務所和銀行，那麼多年輕而空洞的眼神癱在其中，對於服飾的愛好和修琢並沒有喚起他們更好地生的熱情與活力，愛情的花環已逝在白堊紀殷紅的天空。我聽到某種急促的呼喚在長久地延續和恒綿，懷著巨大地流淚的心情，我不得不交出我正企圖占據的一切，一級一級向著體內未知的殿堂挺進，在每一根純淨的血管拖著欲望的馬車顛覆和咆哮在思想的葉脈上時，我聽清了這種呼喚，它使我與自己惰性和弱部鬥爭的號角更加嘹亮”（陶春：《靈魂的放逐》）。在城市與郊區，工作與生活，身體與內心，沉默與呼喚之中的反複糾結中，矛盾的隱憂的壓抑的情緒就在這堅硬的生存岩層間掙紮、喘息、呼喊。
陶春的詩歌一個基本的傾向是鋒利的解剖刀般的祛除，祛除生存的腐臭的氣味和荒誕、虛假的麵具，還原出一個本真的、粗糙的甚至獰厲的景象。生存場景在陶春的詩中更多的呈現出尖銳和平庸，即使是愛情也是如此：“日漸渾濁的男女/因為離不開的仇限/不得不相互粘在一起，背靠廚房/吞咽下每分每秒菜板上/無法動彈的一隻魚頭或洋蔥的死亡”（陶春：《尖銳之所在》）。陶春的詩歌中沒有童話，更沒有烏托邦，有的隻是荒誕劇和無邊的現實的牢籠，“眼睛吮吸睡眠的泉眼/像一句永不醒來的話/掀翻日晷的/黑色雨/滑！房屋飄動地球飄動/一個插雞毛暖身的孩子/劃著瓦片船/下沉於綠葉掩藏的棲身地”（陶春：《一個單詞逗留在史前庭院靜謐發光的童年意象》）。
生存艱礪的風浪在詩人的內心留下擦痕，陶春的一些詩作呈現出“拾穗者”的形象，她們的麵目是黧黑而模糊的，她們的基本姿勢是躬身向下，生活的重壓使得她們不得不在尋找，撿拾在空曠的大地上遺落的少得可憐的饋贈和施舍：“蓋上眼睛/她們就被熊熊燃燒/一片金色火焰/隻有那雙遺忘在外/專心致誌工作的手/與嵌進的碳渣糾為一體/頂住寒風/被吹得皸裂的皮膚/簌簌作響。/關節粗大、漆黑/紅腫的烙印：宛如一頭活物/屈從於單調、鏗鏘的節奏/有時，順帶將遮住/碳渣的一叢青草/連根拔起。抖動的泥屑/撒下的生之艱辛/與對死亡無言以抗的驚駭/隔著那扇無意間被撞見的窗口/同樣，撒進了你/站立著的那雙淒涼、無助的眼睛。”（陶春：《拾炭渣的婦女》）。
陶春想努力爭取到一個曼德爾斯塔姆式的不被時代規約和取消的“我不是任何人的同時代人”的權利，所以在其長詩《時代之血和它的冷漠騎手》中，我們看到的意象類型和精神向度竟然與北島時代的詩歌或者說與周倫佑的詩歌旨歸相近，那麼值得追問的是在北島的時代、周倫佑的時代和陶春的時代之間存在著怎樣的關聯與呼應？
“猶如烈日下每次抬頭，必然撞見/攝人心魂的幻像，一枚矗立永恒/橢圓形狀，矛盾交織內外的米粒/帝國般高聳的威儀拒絕了肉身/所有卑微存活借口，徒勞付出的代價/來自上古回憶之光布施的天災/猛烈抽打，盛滿人類最初品嚐/神聖意識的枝葉塗抹的碗口/同時也烙印下海鹽，獸肉粗澀的倒影/永不彌合瘋鳥高音合唱的大地之傷/因為偉大的愛的信仰的中斷/從千絲萬縷，升騰萬物外表/構造的壯麗織錦，即使找到了/吻合自己內心，不可重複/遭遇的那一環愉悅，你也不可能/做太深滯留，凹陷月輝的鏡框/金屬溝槽邊緣，相愛自我星球肖像/過於久遠垂掛的戀人，因為必須分離/飛逝的雙手，握滿舊石器時代切割的野蠻”。
（陶春：《時代之血和它的冷漠騎手》）
朦朧詩時代的北島就是反抗的、對決式的向時代扔下白手套的叛逆詩人，其詩帶有極強的意識形態色彩和“弑父性”特征。《一九七七——九九六年的大陸現代詩》就認為北島是懷疑的對抗性的詩人，認為北島的魅力就在於“一股繃緊在懷疑與信仰之間的張力，通過對文化信仰的批判，將之重新整合，借反叛來求真，從否定中肯定，北島的詩歌充滿了‘從拆毀中建造的精神’”，而陶春的部分詩歌文本能夠在北島以及周倫佑的身上找到相關的譜係性特征，但這並不意味著將北島、周倫佑和陶春放在一起有什麼強調或暗示，我想說的隻是在不同時代的詩歌寫作中我們總能夠發現說話方式相近的拱形空間，但這也並不意味著後來者與前行者之間就存在直接的對應關係，而是表明特定的詩歌言說方式適合某個類型的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