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上述談到的幾種有思想底蘊支撐的寫作方式，除了持續創作出數量、質量令人感到驚異的短詩、組詩文本外，更有氣勢恢宏的長詩橫空出世。比如劉澤球驚天動地的《賭局》、陶春的《時代之血與它的冷漠騎手》、《天·愴》、夢亦非的長達數幹行的《空：時間與神》、螻塚的《銅座》等係列不斷推進的長詩製作等等。
我一直認為長詩的出現，不但是檢驗一個時代詩人是否在局部或整體通透自我世界的才華噴射，更是衡量一個優異詩人是否具備綜合述說能力的重要標尺（包括他的智知儲備、心能儲備、生存體驗儲備等等）這樣的儲備是期待某一日借助語言的天梯飛身一躍，撞見本源的訴說，本源就是指一事、物或人的形象從宏觀到微觀誕生的本性之源。間斷的訴說是短詩，是思斷裂，與本源暫時斷裂的領悟之言說。更遠之，長詩的誕生與出現是種族文明與個體心靈撞擊後綻放出的終極語言之花。
因此他超越了單純的詩歌領域，而成為社會——政治——經濟一一曆史——宗教—一哲學——藝術—一自然——種族生命與宇宙各類元素的渾雄交響。
持續的心靈活動為詩贏得了形式，每—行，作為開始剛剛結束；每一行作為結束又剛剛開始，這種自足的循環往複的結構贏得了詩篇的麵孔，而詩篇的麵孔為詩者贏得了大地上站立的麵孔。
在這新世紀十年的緊要端口，我籲請‘70’後詩群的毅然站立。
必須要擁有一個巨大文化定力的吸盤和一個健壯的胃，去消化、吸收我們可能接觸到的一切前輩詩人留下的精神礦脈與心靈養料。同時，還必須具備自身不可重複生命特性的美學意識與抵達真理道路的雙重信仰的過濾器，去完成自身命運的書寫。
詩者，天地之心。
因為，他們，即是他們所處時代的良知，而非被各種權、勢之力（包括現金、科技或各類政治組織）的話語左右的傳聲筒。這從來是彰顯獨立人格與堅持自由創造信念的詩歌之火的古老法令。
它要求介入的詩，深思的詩，人格的詩，嚴肅的詩，構成的詩，生命的詩！活著時的肉身即如此清晰、真實與深刻領會了死亡之光的強力饋贈，這樣提前發生的，渴求凸現生命完整意識的抒寫姿態與使命，是每一個嚴肅寫作者必須曆經的冒險。
事實上，這也是一次迥然異於以往無數次詩者體驗放逐的回歸，要求詩者必然以絕對自我的方式，從抽象的概念召喚，回到與之對應的正在發生的現實或其現實中的超現實之緯，從死的文本樣態，回到與之對應的正在發生的人的人本塑形。從無所不在意識的綿延，回到具體的生存著的個體的人正在發生著的具體命運，並要求我們的語言去照亮與承擔。
與文本對應‘70’後的批評領域，嚴格意義上來說，‘70’後這一寫作群體內部，還沒有產生出自身具備有嚴肅、專業供奉與犧牲精神的文學批評工作者。因此，‘70’後的寫作文本價值與精神意義尚未被充分發現或打開，要麼，是處於前輩詩歌批評工作者的片麵誤讀；要麼，就是幹脆眼不見心不煩式的任其大麵積懸置與遮蔽的違心漠視。或許，這也從另一種意義表明‘70’後的寫作，從根本上還沒有產生真正具備公信、公認與廣泛影響力的偉大作品與詩人，即使有，或許按照當下流行的說法，他們正走在路上：一種頸瓶狀態—一突而未破的形象說明。
詩歌的宿命又交與在更新一代極少數執著精神盜火者的手中。
“願意的人，被命運領著走；不願意的人，被命運拖著走。”
我以德國哲學家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一書中結尾最後一句話，作為這次談話的結束。
陶春
2010-11-25於內江
注：本文係“2010中國江油太白詩會暨70後詩歌論壇”發言稿。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