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刊《終點》創刊十年紀念專號的一篇評論文章中，我曾經寫下這樣一段話：“一個詞語也正如這樣一輛夜行的火車，在書麵表達或口頭傳播過程中，曆經不同時代的朝野更替，浩浩蕩蕩幾千年的顛沛流離與多舛命運的撞擊，其始源命名的最初天然立體時空對應的豐厚涵義，已遭遇嚴重耗損。”
我們現在順手使用到的任何一個詞，僅僅是一具詞語的空殼對另一具空殼的聯想而已。
現在，這列火車早已抵達了續‘朦朧詩’、‘第三代詩歌’的詩者之後更年輕的一代‘70’後詩人麵前。這要求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詩者去勇敢麵對這種現實：如何將此刻麵對詞語空前的抽象之空，去體驗為一個真實的、單獨的，具體填充進個我生命性靈血肉的不可重複的言說過程，並在此過程中讓我們有力感受到詩者自我精神意識呈現出的某種絕對清晰的生命印痕。
從1996年，陳衛在南京創辦《黑藍》，宣布‘70’後這一寫作概念成立的發軔之初，到迄今為止，時間已經整整過去十四個年頭。期間，各類推波助瀾，象征‘70’後詩人有意識的自我確立‘70’後詩寫的標誌性建築活動持續不斷：從1999年安石榴、潘漠子在深圳主編的《外遇》詩報推出“70年代出生中國詩人版圖”專號到2000-2001年黃禮孩在廣州主編的《詩歌與人》集中火力連續推出兩輯“中國70年代出生詩人詩歌展”及第一部正式出版的《70後詩人詩選》（海風出版社），一直到2008年劉春主編的《70後詩歌檔案》（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這個過程，不但可以視作‘70’後寫作群落集體浮出水麵的過程，更是宣告又一代人不可遏製的聲音主動出擊向他所處時代自我命名價值觀念的必然出場。
近年來，詩歌界圍繞‘70後詩歌寫作’這一概念的相關論爭，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唯一達成不爭的共識，那就是：‘70後詩歌寫作’概念隻是一種方便言說，以誕生實在肉身生命的粗暴曆史線性時間為標準劃分、命名的，泛指所有20世紀70年代出身詩人寫作現場的籠統稱謂，因此，這一概念從來不是一種寫作方式或一個詩歌流派。
對這一論斷，我的認識恰恰相反。
痛苦的相反。一如前蘇聯詩人曼德拉斯塔姆在一首《不，我不是任何人的同時代人》一詩中，以強烈的雙重否定的判斷句，暗示了他，不但是，或許是唯一，被災難的命運選中並驅逐，又注定必在語言的擔當中複活的任何時代的同時代人。
因為，我堅信，一個時代必須有一個時代的靈魂塑形及其不可被再次重複的聲音發出。
正如‘朦朧詩’或‘第三代詩歌’的詩者以其獨特的思想氣質、語言文本創造及對詩藝本體價值的不惜犧牲掉自我生命的革命性冒險體驗與領會，完成了曆史賦予他們的必然使命。
同樣，‘70後’這樣一代人也必須完成他們所處時代，麵目迥異於上一代人自我獨特精神肖像的刻畫。
與作為運動的‘第三代詩’選擇‘朦朧詩’當成主要攻擊目標不同（其中有策略上的考慮），70後詩人無可選擇，他們不夠強大的力量最初隻能選擇自我，並小心翼翼在一步步甩掉前人的拐杖過程中，渴求最終獲得自我寫作聲音的確立。
因此，不可避免，在‘朦朧詩’或‘第三代詩歌’的強大光照下，一部分70後詩人的寫作自動陷入了他人製造的傳統既有模式撒落的陰影。
這裏麵包括70後部分詩人無意識接受下來的口語寫作、知識分子寫作或與商業主義現金市場勾兌娛樂至死閱讀噱頭的下半身寫作。
同時，隨著時間的淘洗，在我關注過的閱讀視野中，真正能夠呈現70後寫作傾向，在思想力度、精神高度與文本與理論實力都在日趨穩步前進並逐漸顯露出新的語言風格麵貌的，有這樣幾支不可忽略的主幹脈流：世賓、黃禮孩依等人據民刊《詩歌與人》倡導的‘完整性寫作’、夢亦非依據民刊《零點》倡導的‘地緣’寫作；陶春、劉澤球依據民刊《存在》倡導的‘存在’寫作，螻塚、陳肖等人倡導的‘神性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