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茲華斯在1800年出版的《抒情歌謠集·序言》中斷然主張，文學家的使命是要在對日常生活和平常事件的真實反映中尋覓人類的天性，因為隻有在“微賤的田園生活裏”，“我們的各種基本情感才共同處於一種更單純的狀態之下”，“人們的熱情是與自然之美的永久的形式合而為一的”。他的小詩《詠水仙》展現了一幅與資本主義城市文明截然不同的恬靜快樂的畫麵，表現出的是人要在大自然中尋找理想，尋找人性最後歸宿的情懷。他的《丁登寺》、《致布穀鳥》、《致蝴蝶》、《麻雀窩》等名篇歌頌了兒童身上所體現出來的沒有受過工業文明汙染的完美人性，顯現了他創作主題的一個重要特征：在對大自然的肯定中來探討人的本質複歸問題。盡管華茲華斯及柯勒律治、騷塞等作家消極避世，逃避現實，但他們畢竟給處在初期物化現象中的人的自由的複歸開出了一劑藥方。這也是19世紀初期英國許多作家的創作主題和藝術表達的基本傾向。
第二代詩人拜倫和雪萊則把英國浪漫主義文學推向了高峰。雪萊（1792~1822）與湖畔派詩人的風格截然不同，他的創作朝氣蓬勃，就連馬克思、恩格斯都對他作過極高的評價，一直是文學史家們公認的“積極的”浪漫主義詩人。但是在他的思想深處及作品的主題中，依然有很多與華茲華斯等人的創作相似的東西。如對醜惡現實的不滿與反叛，就始終是激勵他創作的主要動力。不過他不像華茲華斯那樣，一味歌頌大自然，認為隻有大自然才是人的自由本質得以回歸或實現的淨土。作為一個戰鬥的詩人，他認為理想的實現更依賴於這個社會本身的解放。
在《麥布女王》、《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等作品中，雪萊描寫了在暴君統治下，人成為“非人”的悲慘情景後，熱情洋溢地展示了未來理想社會的美好圖畫。雪萊與華茲華斯等人的創作，表現出了工業革命以來英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基本特征：作家們用美化了的大自然或幻想出來的理想世界同現實的醜惡相對比，在對現存製度和生活方式的批判中體現著人類複歸自由本質的努力。但是，因當時物質生產水平相對較低，人被物化的程度還遠未達到像19世紀末那樣嚴重的程度，所以，華茲華斯、雪萊等人隻是感到了社會的不合理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的自由的喪失，並不知道人究竟被異化成了什麼，現實還沒有給他們提供具體的答案。他們的對策也隻能是用一個理想社會的幻影來為人的自由的複歸提供一個不可能實現的方案。
抒情詩人濟慈和曆史小說家司各特也是英國浪漫主義運動中的風雲人物。約翰·濟慈（1795~1821）在長詩《伊莎貝拉》裏，借助於中世紀的題材批判資本主義的罪惡；在《夜鶯頌》、《秋頌》等著名詩篇中描寫大自然美景，抒發著自己追求人生真理的激情。他對大自然的感受極為敏銳細致，加之信念真誠，所以他的詩歌感染力極大。瓦爾特·司各特（1771~1832）在代表作《艾凡赫》以及《肯尼沃爾思》、《昆丁·達沃德》中反映了重大的曆史事件，揭露了尖銳的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並使農民和其他被壓迫者成為小說的中心人物。他開創了歐洲曆史小說創作的先河。
19世紀30~70年代，英國工業資本主義通過一係列社會改革法案，取代了商業金融資產階級和土地貴族的地位，在經濟上、政治上取得絕對優勢。30年代初，資本主義剝削更為殘酷，廣大勞動人民生活極端貧困，勞資矛盾已逐漸成為社會主要矛盾。30年代末到40年代末，工人運動發展為全國性的憲章運動。50、60年代，英國資產階級在國外殖民地進行大規模的血腥掠奪，國內經濟呈現表麵繁榮，統治階級實施改良以緩和階級矛盾；英國工人運動受到工聯主義的嚴重影響，處於低潮。
這一時期，各種為資本主義剝削辯護的反動思潮十分猖獗。馬爾薩斯（1766~1834）的《人口論》形成於工業革命初期，它把社會貧困的原因歸於人口的增長，以掩蓋資本主義剝削的實質。
19世紀中葉代表工業資本家利益的曼徹斯特政治經濟學派就曾利用過它。他們自己又建立了一套自由貿易、自由競爭的學說，旨在追求無限製的利潤。在哲學領域中盛行的是以邊沁（1748~1832）和穆勒（1806~1873）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功利主義。他們雖然宣稱社會道德的依據應該是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但他們所謂的大多數人是指剝削階級而言，他們斷定人類行為的根本動力是利己主義，並且認為資產階級的利己主義道德是合理的。
卡萊爾（1795~1881）批評了馬爾薩斯和曼徹斯特政治經濟學派，揭發了英國資本主義社會的“金錢崇拜”和偽善，但他要求像中古那樣建立宗教信仰，由工業資產階級那類“卓越的人物”來組織勞動，克服資本主義社會的混亂。改良主義從19世紀30、40年代以來一直在英國流行，嚴重地影響了英國工人運動的開展。
在憲章運動中產生了憲章運動文學，這是無產階級文學在英國文學史以至世界文學史上第1次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