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著了，便追著正忙活做飯的嬸子問鳳姐。
“咱鳳姐更胖了。”鳳巧搶著說。
“胖得要命？”
“要命！”鳳巧摟著兒子笑。
“她丈夫景全對她好嗎？”
“可是好！部隊下來，當個果園場長呢。”
“什麼都好，就是生了倆閨女，沒個兒！”嬸子說。
“那不也夠了嗎？”
“哪行。咱農村風俗不好，沒兒不行。”
“敢再生一個？”
“生不了啦，叫結紮了。”
“那麼厲害的嘴，她就乖乖兒去了？”
“人家上房扒房頂了。你姐夫是黨員，那還不乖乖的。”
“這可太徹底了。”
“可不，管得嚴咧，咱們四丫頭鳳英第三胎生了男孩，叫人罰了一千塊錢去。還是咱延平的壯壯便宜，才罰七八十塊。”
“一千塊！拿得出來嗎？”
“拿不出來也得拿呀，咱們家也幫著湊點。那幫‘計劃生育’，跑到家裏來，你要是交不出錢，就把桌子、條案、門什麼行子都扛跑了，去折價。政府也不是知道不知道老百姓這些事兒呀？”
嬸子一手拉著風箱，一手拿個小鏟往灶裏送煤末。我蹲在一邊，看那火。
“有扔女孩的嗎？”
“可不有唄。”
我好喜歡嬸說話的這股勁兒。大概凡是觸到這邊沾著國策之類，那邊沾著人情的事兒，她就愛用輕聲輕氣，小心翼翼，慢慢出口的腔調，尾音還帶著試探。
也不知道我那胖乎乎、笑嘻嘻、沒有兒的鳳姐，如今還笑不笑？
叔來了。
邊支車邊說：“咋長得這麼賴啊，穿的也怪寒磣，你那半長的褲子，叫咱鄉裏人看著，以為是布不夠呢。”
說著，又推起車走。
“忙啥？”
“趕集去。”
我想起我的秘密——酸辣湯。
村邊有人蓋房，村中間也有人蓋房。村邊起了一溜溜老式樣的新農舍，村中間藏著十幾座豎起不久的平頂房。外路來的明白人一看就明白，蓋平頂房的更富有本事，用鋼筋、水泥，全是議價貨，議價比平價貴著十倍，有錢還得有大門路。老式樣的新農舍也不含糊，青磚到頂，頂鋪全瓦。這地方石頭不如磚價兒，磚又不如瓦價兒。隻有這地方的人才明白，全磚全瓦是白薯煎餅換了白麵煎餅，是這二年的事。隻有這地方的人才明白，整天吃白麵做的煎餅，那，二年前，敢想？！
隻有這地方的人才著煎餅那東西好吃。
墊三塊小瓦片，在地上支一個大大、扁扁的鏊子，鏊子下邊是一堆黃澄澄的燒火的麥秸，鏊子上邊薄薄、勻勻地攤一層白白的麵糊糊，剩了一圈黑黑的鏊子邊。做煎餅的婦女蹲在鏊子前，在輕煙中，眯著眼，兩手忙活，一會兒，手邊的秫秸蓋簾上就摞起高高一摞煎餅。做一回，吃上三五天。吃的時候，拿一張，疊了又疊，用筷子一順，一折，夾上菜，厚厚的，一口得咬十幾層！剛做的煎餅脆，放上半天回了軟，擱上一兩天，吃著就拉嗓兒！然而這地方的人隻是認煎餅。誇媳婦的能幹，那準是說煎餅攤得薄又勻；傷了和氣，結上夥去砸人家，進門先奔鏊子去，那就是要人命呢！吃上麥子煎餅，就代表著富裕。活到七老八十，耳聾眼花，指指僅剩的兩顆牙，說：行，還能吃煎餅呢。
爸小時候，見教書先生吃飯，頓頓炒個雞蛋辣椒卷在煎餅裏，便立了大誌；我長大也要當教書先生！
還是沒有電！
去年就架了杆子，扯了線，家家戶戶花二十多塊錢裝個電表，房梁上懸著個電燈泡。總共亮過一個月。村裏的磨麵機，轟轟轉了幾天，停了，成了擺設，家家戶戶，一月半月的，扛上糧食去外村磨麵。
什麼原因，問家裏人，各有各說法。問叔，叔說：電費太貴，七八毛錢一度，不使了。問嬸，嬸子說：誰知道呢，說是收的電費都叫電工貪汙了，人家電業局就不給電啦。問二弟，二弟說：不知咋回事兒，管它呢。問小弟，小弟說：村裏有兩個電工，一個公社的，一個大隊的，大隊上的壞，管著事兒，公社的告他狀，但不管事兒。父親來家時，專門到公社問過電的事。公社書記請吃飯的時候，在席間爽快地說：這個問題很快就可以得到解決。吃飽了，回到家，傳遞公社書記的話。家裏老小個個撇嘴笑：那是怕您，糊弄您。父親又聽誰說，可能是包產到戶時，集體財產的責任不明確。各人的說法似乎相去不遠。
他走了。我來了。家家戶戶，照樣扛上糧食去外村磨麵。有一天那磨麵機也叫人當廢鐵賣了，賣了二十來塊錢。
村裏也有那麼幾家，晚上亮著電燈，那幾戶人家，自己從前村扯了一股線。
心裏掂量掂量咱家的份兒，問準離我叔家最近的有電燈的是哪一家，便有了個不惹大事，隻管解決自家亮的主意。去跟嬸子說。
“咱們跟那家關係怎麼樣？”
“挺好。”
“咱們去跟那家商量商量，接根線過來吧。”
“哪能管？”
“管，我會弄。”
“會呀？！”
“會。拉上十幾米線就有電了。”
嬸子把我佩服得不得了，暈暈乎乎：“那跟你叔說說。”
叔下了工，忙不迭跟他說。
“不管。”不管就是不行，可是比普通話不行有分量似的。
“這事不難。”
“咱農村的事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