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往情深：論《世說新語》中的社會結構、思想變遷及生命之情調
陳岸峰
一、前言
東漢末年，外戚幹政，宦官當權，殺戮頻生，群雄並起，天下三分。最終卻是魏滅蜀漢，而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司馬氏先代魏而後再滅吳，中國再度統一。然而，晉武帝又犯下大肆分封之弊，先是八王造反，從而又誘發“永嘉之亂”。晉室倉惶東渡，在王導（茂弘，二七六至三三九）等人的擁立下，在南方創建了東晉政權。然而此後的一百多年，權臣迭現，禍亂頻繁，先有王敦（處仲，二六六至三二四）與蘇峻（子高，？至三二八）之亂，後有桓溫（元子，三一二至三七三）之專權淩上。幸有王導與謝安（安石，三二○至三八五），安內攘外，壓抑並化解權臣篡位的野心。特別是謝安任宰相期間，運籌帷幄，決戰千裏，“淝水之戰”令前秦“草木皆兵”，終至潰敗以至亡國，為偏安一隅而淒徨不可終日的小朝廷，創造輝煌。
在此衰亂的時代，士人紛紛掙脫儒家之桎梏，奔向道家的解放，由性至情之轉變，痛生命之短促，悲人生之無常，騷人墨客唱出了闋闋生命的悲歌。及至劉宋時期，劉義慶（季伯，四○三至四四四）乃劉宋政權之宗室，為了避免宋文帝劉義隆對宗室之“懷疑猜忌”，遂招聚文學之士，編撰《世說新語》，為的便是“全身遠禍”。此書所記載的就是這個衰敗而又燦爛的時代。
二、才情勃發
（一）從世家大族到唯才是用
在東漢世家大族的製度之下，紈絝子弟也可以平步青雲、扶搖直上。例如，曹操（孟德，一五五至二二○）從小瞞上欺下，與袁紹兩人均為京城惡少，胡作非為，連搶人家新婚媳婦的事也幹得出（《假譎第二十七》第一則），而後來竟然舉了“孝廉”。僅此一例，足見這製度的荒謬。從此，曹操便進入仕途，此後大半生的縱橫捭闔，基本上也就是將少年時代在京師的一套把戲，全搬到了政治與戰場上而已。更荒謬的是，推翻這製度的人，竟就是受益者曹操，為了羅致人才，他“周公吐哺”之餘，更具體提出了“唯才是用”的招賢納才的方法。
“唯才是用”不問出身，打破了門閥的壟斷，向社會全麵開放，因此也就大大地提高了競爭性。在此新的標準下，“才”是關鍵，那麼如何見得是真的有才華呢？這就得依靠大名士的汝南月旦，曹操年少時也曾威逼利誘許劭（子將，一五○至一九五）而得“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之品評。然而“唯才是用”隻是口號而已，或許隻在動蕩的三國時期才有它的實際效果，及至曹丕（子桓，一八七至二二六）時代，又確立了“九品中正”作為評定人才的方法，具體標準是：家世、道德以及才能，在此基礎上分為九等。評核者名為“中正”，是由本地在中央任職的二品以上的官員擔任，實際的操作者當然是地方上的僚屬。這就大有文章可作了。然而，古往今來，家世便代表一切，亦因如此，此製度遂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之弊。
雖然如此，利益所在，整體社會仍然熱衷於品評。在謀求大名士之品評的過程中，“個體”就得想方設法，伺機突圍而出。此處拈出“個體”，突顯的是人的主體性，高門大族雖是樹大好遮蔭，但就連謝家的子弟如謝玄（幼度，三四三至三八八）自小也知曉自身亦必須如庭前的“芝蘭玉樹”，家族方可永久（《言語第二》第九十二則） 。可以說，東漢乃世家大族所壟斷，魏與西晉為名士的過渡時期，及至晉室東渡之後，漢代以來的門閥高第的世襲壟斷，漸漸地便由新興的士族所取代。阮籍（嗣宗，二一○至二六三）的父親阮瑀（元瑜，？至二一二）便是“建安七子”之一。阮氏子弟多是一時才俊，在文學與音樂方麵均有天賦，阮家亦漸漸地形成一新興的“士族”，及至東晉，已躍居名門之列。《簡傲第二十四》第九則記：
謝萬在兄前，欲起，索便器。於時阮思曠在坐，曰：“新出門戶，篤而無禮。”
謝萬（萬石）之兄謝安，亦就是後來連狂傲不羈的李白（太白，七○一至七六二）也為之傾倒終生，並為之歌唱“謝公東山三十春，傲然攜妓出風塵”的風流人物，竟也因受弟弟之牽連而遭阮裕（思曠，生卒年不詳）的嘲諷，由此益見士族地位的超然及其所帶來的自信與倨傲。
“士族”，亦即“士大夫家族”，代表了“士”與“家族”概念的結合。“士族”是東晉南朝的“立國基石”，具備了政治、社會以及文化上的優越地位。錢穆（賓四，一八九五至一九九○）指出：
門第精神，維持了兩晉兩百餘年的天下。
名門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苦心經營，必須經得起風吹雨打。以東晉而言，曇花一現的所謂權臣不在少數，而真正的名門，隻有琅邪王氏家族、太原王氏家族以及陳郡謝氏家族。三大家族人才輩出，文韜武略，各擅勝場，從而輪流執政，主導了東晉百餘年的政局。
相對於豪門，寒門中人永遠都是被鄙視甚至受打壓的。陶淵明（元亮，約三六五至四二七）或可引其祖先陶侃（士行，二五九至三三四）在東晉的輝煌功業而自豪，而陶侃卻出身孤寒，素為名門所鄙視，終生如是。陶侃得以進入官場是適逢貴人範逵（生卒年不詳）路過其家，陶母賣發以買米和肉，又劈房柱當柴燒，可以說是削發破家以款待客人，而陶侃又追送客人數十裏，方才得到範氏為他傳播名聲（《賢媛第十九》第十九則）。他當初入官場，所擔當的不過是管理魚梁的小吏；及至後來發跡，位極人臣，仍被賤稱為“小人”、“溪狗”。其子陶範（生卒年不詳）想送米給琅邪王氏後人王修齡（生卒年不詳），竟為對方所不屑而拒絕（《方正第五》第五十二則）。另一例子，劉惔（真長，生卒年不詳）貴為丹陽尹，又為清談大名士，他本人不屑受小吏所贈送的食物，又譏諷殷浩（淵源，？至三五六）為“田舍兒”（《文學第四》第三十三則），卻忘了他亦出身貧寒。《晉書》記劉惔：“家貧，織芒屩以為養”、“蓽門陋巷”。原來，劉氏曾居於貧民區，以織草鞋維持生計。
簡而言之，無論是世家大族還是士族，門第既代表了一切，就必須涇渭分明，這觀念牢不可破，深植人心，因為牽涉的是整個家族長久的榮辱、利益以及興衰。
（二）行為藝術
大道或如青天，但有才者卻不一定可以脫穎而出，關鍵是魏、晉時代還沒有科舉製度，因此要吸引大名士的品評而鶴立雞群、揚得大名，絕非易事。種種的艱難，迫使才俊之士帶著枷鎖跳舞，力求浮出水麵。故此，很多特立獨行甚至似乎矯情造作之士便蜂擁而現。嵇康（叔夜，二二三至二六三）之當街鍛鐵，是一種自我呈現，既有讓人品評之意圖，更有以反常行為引起公眾反思的積極意義，為什麼才華橫溢的嵇康不是身居顯位而卻當街打鐵？很明顯，就是以一種與當政者決裂的姿態告訴世人，自己寧幹如此不稱身份之粗活，亦不與司馬政權同流合汙。而阮籍之翻青白眼以判人的優劣，則可謂是魏、晉之“秒殺”。更精彩的是《雅量第六》第三則記：
夏侯太初嚐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往。
雷擊破柱，燒焦衣服，賓客震蕩，而夏侯玄（太初，二○九至二五四）卻不為所動，甚至書寫如故，如此反應，違反常情，一介文人，何以煉就如此“雅量”？第九則記載中，裴遐（生卒年不詳）便泄露了“雅量”的秘密：
裴遐在周馥所，馥設主人。遐與人圍棋，馥司馬行酒，遐正戲，不時為飲，司馬恚，因曳遐墜地。遐還坐，舉止如常，顏色不變，複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何得顏色不異？”答曰：“直是暗當故耳！”
裴遐被無禮地摜倒在地之後依然從容爬起，“顏色不變”地繼續下棋，實是強忍怒氣，究其原因，無非是著緊士林對他風度的評價。王衍（夷甫，二五六至三一一）與謝尚（仁祖，三○八至三五六）被人侮辱而不動氣，亦是如此。由此可見，上述夏侯玄麵臨雷擊及生命威脅而仍保持書寫的姿態，確實也是極不容易，由此名垂千古，我們也不得不佩服其用心良苦了。
而若論行為藝術的表現者，則莫過於東晉丞相謝安。從隱居東山三十年，到傲然攜妓出風塵，以至於“淝水之戰”時聞前方大捷，雖內心狂喜，仍若無其事地下棋（《雅量第六》第三十五則），均足以見此君真的將人生如戲之理念，揮灑得淋漓盡致。正因為如此，早年在海上暢遊而遇大風浪時，王羲之（逸少，三○三至三六一）與孫綽（興公，三一四至三七一）等人均大驚失色，獨謝安處之泰若，嘯詠如常，終化險為夷，經此事而眾人一致推崇，均認為“安石”，名符其實，是足以安天下之基石（《雅量第六》第二十八則）。這就是表演的力量。風雨飄搖的東晉，需要的就是懂得表演的名人領袖如謝安的“矯情鎮物”，以安天下人心。
（三）清談
魏、晉的行為藝術是長期而持續的姿態，但也是消極而頗為費時的姿態。大名士是不會跑到全國各地去品評人物的，他們都會集中在上層的名流圈子之中，上至宰相司馬昱（後來的簡文帝，約三一九至三七二）、中書令庾亮（元規，二八九至三四○）、丹陽尹劉惔、中軍將軍殷浩（淵源，？至三五六）府中，下及王公大臣如庾亮、王導、謝安，以至於婦道人家如謝道蘊（令薑，生卒年不詳）及謝安之妻，以至於方外之士如支遁（道林，三一四至三六六）等，皆以清談為雅事，並以此為貴。謝安與支道林及許珣（玄度，生卒年不詳）聚於王家，暢論《莊子·漁父》，各抒己見，而謝安“作萬餘言，才峰秀逸”（《文學第四》第五十五則），眾人歎為觀止。在他們眼中，遨遊於精神世界，探索人生的真諦，方為人上人。清談影響之大，在時人心目中之崇高，就連王敦與桓溫這兩位梟雄也來湊熱鬧，並以清淡人士的保護者的姿態自居而為榮（《賞譽第八》第五十一則、《排調第二十五》第二十四則）。羅宗強如此道出魏、晉之熱衷清談的原因：
從清議的重道德到人物品評的重道德又重才性容止，反映了從經學束縛到自我意識的轉化。有此變化，就會逐步走向重視人及其自然性情。而有了重視人、重視人的自然性情，重人格獨立，亦就逐步導向對於人的哲理思考，探尋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係，逐步地轉向玄學命題。
整個東晉雖總處於風雨飄搖、危急存亡之秋，而清談不絕，此中自有其營造祥和的社會氛圍以安定人心的功能。故當王羲之列舉夏禹、文王的駢手胝足、宵衣旰食以治國，對舉朝上下均以清談為尚表示憂心時，謝安即予以反駁，或便有此意（《言語第二》第七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