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麵，清談是智者才子之雅集，此為智慧交鋒之沙場，更是借此以揄揚名聲之要塞。一旦勝出或經大名士激賞，則名揚天下，從而踏上出仕之階梯。《文學第四》第十八則記載：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為掾。世謂“三語掾”。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複何假一！”遂相與為友。
一言而為官，如此時代，如此機遇，真是羨煞狂呼“獨我不得出”的李白。故此，進入清談的圈子並伺機擊敗享有盛名的高手，便是揚名立萬的積極行為。劉惔、殷浩、庾亮固然是個中高手，而名僧支遁更是眾人的攻擊目標。其時《周易》、《老子》、《莊子》、《才性四本論》、《聲無哀樂論》等論述，均為討論中心。支遁之論《莊子·逍遙遊》，如繁花燦爛，精義迭出，舉世鹹服，就連本來不大看得起他的大名士王羲之，被強留步聆聽其妙論之後，亦為之流連不止，成了好友（《文學第四》第三十六則）。由此，魏、晉清談，天才輩出，王弼（輔嗣，二二六至二四九）、向秀（子期，約二二七至二七二）以至郭象（子玄，二五二至三一二）等等，皆為中國之哲學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如陳寅恪（一八九○至一九六九）先生所說的對中國中古之思想有 “重大意義”，故宗白華（伯華，一八九七至一九八六）先生說：“‘論天人之際’，當是魏、晉。”
清談，是玄學之論辯，不隻要求有思維上的突破，還須文辭優美，令主客破疑遣惑，心情愉悅，精神暢快。錢穆指出：
清談精神之主要點，厥為縱情肆誌，不受外物屈抑。
《世說新語》記載清談時常稱“四坐莫不厭心”（《文學第四》第五十五則）、“足暢彼我之懷”、“一坐同時拊掌而笑，稱美良久”、“兩情俱得，彼此俱暢”。清談高手王蒙（仲祖，生卒年不詳）臨終之際，在燈下審視著陪伴自己縱橫清談多年的麈尾，黯然神傷；其後，好友劉惔為他放了一把犀柄麈尾陪葬（《傷逝第十七》第十則）。不久之後，劉氏也悲慟而絕。由此可見，魏、晉癡人特別多。
縱清談情好，榮華不滅，或爾虞我詐，你方唱罷我登場，而彼此共通的創傷，就是故土邈若山河，故無論是北人之“新亭對泣”（《言語第二》第三十一則），還是南人之“蓴鱸之思”（《識鑒第七》第十則），揮之不去的都是那驀然回首的永恒鄉愁。
三、任情恣意
（一）任情恣意
政治領袖要麵對波譎雲詭的局勢，必須具備謝安“矯情鎮物”的本領。而魏晉之時代精神卻是任情恣意，以求暢快瀟瀟，基本是顛覆禮教，背離法度，時稱“任誕”。其時，被置於任誕第一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竹林七賢”：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鹹、河內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任誕第二十三》第一則）
既是“賢”又為“誕”，十分吊詭。七賢之中的山濤與王戎，早已有當官的意向，自然是循規蹈矩。至於嵇康，思想雖激進，為人卻低調，喜怒不形於色。向秀是純學者，傾心於《莊子》研究。嵇、向兩人鍛鐵、灌園而自得其樂，並沒有驚世駭俗的行為。以任誕的行為對虛偽的社會與嚴苛的禮法作抗爭的，有劉伶（伯倫，約二二一至三○○）之裸醉，以天地為衣裳（《任誕第二十三》第六則），又以戒酒戲弄妻子（《任誕第二十三》第三則）；阮籍醉臥當壚美婦身旁（《任誕第二十三》第八則）、服喪期間飲酒吃肉（《任誕第二十三》第十一則）；阮鹹（仲容，生卒年不詳）當街晾褲（《任誕第二十三》第十則）、與豬共飲（《任誕第二十三》第十二則）、服喪期間追回鮮卑婢（《任誕第二十三》第十五則）等等。倨傲至極，即為所謂的“任誕”，視世間禮法為無物。這是多麼的不畏人言，又是多麼的坦然！
而任誕者與衛道者之爭，如何曾（穎考，一九九至二七八）對阮籍的漠視喪葬之禮的指責（《任誕二十三》第二則），動輒以禮教殺人，實際上是曹魏之“唯才論”與司馬氏政權之“以孝治天下”兩方陣營的暗中較量，甚至發展至意識形態上《四本論》的鬥爭。有意或無意的任誕者及其攻擊者，均淪為殘酷的政治鬥爭的犧牲品。而流風所被，竟成魏晉風尚，可謂始料不及。
在這些被世人視為“任誕”者的眼中，他們的行為是任情恣意，是為才情而生的意氣揮灑，例如，王獻之（子敬，三四四至三八六）、王徽之（子猷，？至三八八）兩兄弟某些行徑似乎“傲慢無禮”：
王子敬自會稽經吳，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燕，而王遊曆既畢，指麾好惡，旁若無人。顧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齒之傖耳。”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在輿上，回轉顧望，左右移時不至，然後令送著門外，怡然不屑。（《簡傲第二十四》第十七則）
又如：
王子猷嚐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帚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簡傲第二十四》第十六則）
兄弟倆的行為或被視為倨傲，而這在魏、晉間並非貶義，至少自身必須得有出眾之才，方能行使這項權力而不為人所譏笑。事實上，在他們心目中，與那些園林主人交談，幾乎是對自身的一種褻瀆。如此美景，唯有他們這種層次之人，方才是園林美景之真正知音。任情而往，王徽之雪夜想起戴逵（安道，三二六至三九六）便趁興而去，興盡而歸，在乎的並非見麵，隻是為了滿足心中刹那的逸興（《任誕第二十三》第四十七則）。彼等並非虛偽，在官場上亦是如此姿態傲視上司。當桓衝（幼子，三二八至三八四）問到可知馬匹死了多少時，王徽之竟以“未知生，焉知死”作答。如此行為，歸根究底，是世家大族之光環及本身才氣而深入在骨子裏的傲氣的呈現。
從王羲之的“東床坦腹”是具自信者的自然流露，而至其兒子輩如王獻之與王徽之的行止已從倨傲而近於造作。謝安對王獻之有如下批評：
子敬實自清立；但人為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忿狷第三十一》第六則）
可謂一針見血。或許，從人而至於書法的非“自然”，這就是王獻之無法超越其父王羲之的關鍵。
至於王澄（平子，二六九至三一二）、胡毋輔之（生卒年不詳）、阮贍（生卒年不詳）、謝鯤（幼輿，約二八○至三二三）等人的裸形自樂，他們自認為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裸形，學狗叫，學驢鳴，蹂躪自我、蔑視社會，可謂反抗無力之餘，此中亦不無是對人生之虛誕，人世之苦悶而發的宣泄。
這是一個已失去了儒家思想製約的時空，正如嵇康所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阮籍所說的“禮豈為我輩設耶”（《任誕第二十三》第七則），克己複禮淹沒於硝煙與殺戮，代之而興的是，個人主義的縱情享樂與情感宣泄。
（二）飲酒與服藥
酒在於魏、晉中人而言，有忘憂、避禍、服藥等等不同的目的。阮籍、劉伶等人的縱酒以寄情懷，其實有它的曆史淵源。曹丕《典論·酒海》記靈帝時的情形：
孝靈帝（劉宏，一五六至一八九）末，朝政墮廢。群官百司，並湎於酒。貴戚猶甚。鬥酒千錢。中常侍張讓子奉，為太醫令，與人飲酒，輒牽引衣裳，發露形體，以為戲樂。將罷，又亂其舄履，使小大差踦，無不顛倒僵仆，踒跌手足，因隨而笑之。（《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八注引）
又：
洛陽令郭珍，家有巨億，每暑召客，侍婢數十，盛裝飾，羅縠披之，袒裸其中，使進酒。（《太平禦覽》卷八百四十五）
在縱酒狂歌的背後，蘊藏的是人生虛無的悲哀，亦是人對生命不可言喻的痛。據載，東漢桓帝永壽三年（一五七）全國人口五千六百五十萬，而一百三十多年後，晉武帝司馬炎（安世，二三六至二九○）太康元年（二八○），全國人口僅有七百六十餘萬，銳減了百分之八十六。其實，導致這一時期人口銳減的更重要原因並不僅是三國混戰，還有饑荒、瘟疫以及政治殺戮。當時，人均壽命約在四十歲左右。例如，曹丕與曹植（子建，一九二至二三二）兩兄弟的壽命便都隻是四十歲而已。再看與曹氏兄弟同時代的 “建安七子”的壽命：孔融（文舉，一五三至二○八）、陳琳（孔璋，？至二一七）、王粲（仲宣，一七七至二一七）、徐幹（偉長，一七一至二一七）、阮瑀（元瑜，？至二一二）、應瑒（德璉，？至二一七）、劉楨（公幹，？至 二一七），除了孔融為曹操所殺之外，其他的也大抵都隻是四十歲而已。故自東漢末年以至於魏、晉，文學創作中多有 “歎逝”之風。
在政治方麵，司馬氏苦心謀奪曹魏政權過程中的大型殺戮，動輒夷族之禍，更是促使時人願長醉酒鄉的主要原因。酒是魏晉人解脫的妙方，孔群（敬林，生卒年不詳）以糟肉浸酒“乃更堪久”（《任誕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則），以喻借酒避禍。王光祿雲：“酒正使人人自遠”（《任誕第二十三》第三十五則）；王衛軍（生卒年不詳）雲：“酒正自引人著勝地”（《任誕第二十三》第四十八則）；王忱雲：“三日不酒飲，覺形神不複相親”（《任誕第二十三》第五十二則）；張翰（季鷹，生卒年不詳）認為身後名聲：“不如實時一杯酒”（《任誕第二十三》第二十則）；畢世茂（生卒年不詳）雲：
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任誕第二十三》第二十一則）
太元二十年，長星出現，其兆據說是將有帝王駕崩。孝武帝司馬曜（昌明，三六二至三九六）聽了自是情鬱於中，夜裏便到華林園喝酒解悶，在醉意朦朧中，舉杯向夜空裏的長星感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