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本書是《我這一年》。三聯書店一九五〇年八月第一版，印數七千。這是一本小冊子，共收《我參加了北平各界代表會議》、《我這一年》、《解放以來》、《“超越政治”》、《什麼叫搞通了思想》、《不改造就落後》等十篇文章。那時的學人對思想改造是真心的。近年來，經曆過那場運動的前輩已有不少反思，此書也就成為研究費孝通學術思想不可超越政治的寶貴資料。
費孝通的學術著作和他的雜寫都有一個顯著的特點，那就是口語怎麼說，行文就怎麼寫。“五四”一代的學人大都有這種風格，現在卻不多見了；當然，費孝通的學術成就遠比他的文字風格重要得多。他的大起大落，他一生的學術之路是怎麼走過來的，這都值得研究。他的晚年也是一個奇跡。一般說，書生從政，大都有一個通例，那就是既為政府做事，就會將自己的專業當作副業，或者完全就將自己的專業丟棄，不遺餘力地將國家所交付的職責當作本業。在中國現代史上，似乎隻有胡適做得到做官和專業兩不誤；而在當代，則有費孝通一千多萬字的著述可以讚歎。所以我以為，普及一下費孝通，我們這個社會似乎會更好。
（《文彙讀書周報》，二〇〇〇年四月一日）
13、吳晗的學者風範
一九九五年七月，因公前往廣東電白。雖然沒到電白的虎頭山海濱旅遊區看大海，但也看到了學海中的一朵浪花，那就是吳晗的學術素養和一代學者的大家風範。事由我看到的一本一九六二年十月版的《電白縣誌》。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四日，吳晗在《光明日報》發表了《冼夫人》一文。當時電白縣委辦公室的工作人員看到這篇文章後，對《冼夫人》一文中的某些論定有不同看法，於是就寫信給吳晗，提出他們的不同意見。究竟在什麼問題上有不同看法，因我所看到的這本縣誌，沒有寫給吳晗的信件留存，故具體內容不甚明了。但從收錄在這本縣誌上的吳晗的複信中，還是可以看出，不同看法主要是冼夫人到底屬哪裏人氏。吳晗在信中說：“收到你們的信，知道冼夫人的高涼，並非陽江，而是電白，十分感謝。我寫的冼夫人已收在今年出版的《春天集》裏，再版時當即改正。”此事記在心裏。返家後，即查吳晗的《春天集》（作家出版社，一九六二年），在仔細看了《冼夫人》一文後，感到“不同看法”主要是在冼夫人“她是廣東高涼（今廣東陽江縣）人”一句上。雖然手頭沒有再版的《春天集》，亦不知吳晗因《冼夫人》一文，所引起的這一曆史人物的歸屬之爭，改正沒有，但吳晗的學術素養和一代學者的大家風範，在對待這件並非大誤的事情上，所表現出的雅量和謙遜，仍在我心中激起莫可名狀的陣陣波瀾。
現今的學者、學人何其多，但類似吳晗這樣具有學者風範的又是何其少？著述是越來越多，學問是越來越淺，學風更是江河日下，不知去向。感慨係之，難免有所思，有所想，但一直不可言狀。隨後，陸續讀了[美]馬紫梅的《時代之子吳晗》和蘇雙碧主編的《吳晗自傳書信文集》，方知，一個學者風範的養成，除了嚴格的學術訓練之外，還要有即使學問大到了一言九鼎的程度，也要有不為名利所惑的做人之道。所謂做學問的三大傳統，即，人統、事統、學統缺一不可。就以吳晗為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他作《胡應麟年譜》研究時，胡適在複他的一封信中，就曾給過他這樣的訓練：“你信上萬曆三十年下注‘一五六二’，是大錯。不知何以有此誤。此年是一六零二。生年是一五五一年。”（胡適複吳晗信，一九三一年五月六日）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吳晗在致胡適的信中，表達了他對這種訓練的認知：“從爾剛兄處得到先生勉諭的話，非常感激，同時又慚恨自己過去的不長進，我不敢向先生說一些‘道謝’的浮文，隻是時時刻刻地警戒著自己，使他日不致辜負先生的期望和好意。”正是因了這種訓練，吳晗成了明史專家之後，尤其是從一九五七年起，他所連續寫的文章合集為《燈下集》、《投槍集》、《學習集》、《春天集》，哪一本不是為了學統？哪一本沒有學者的風範？若為了名利，繼續當好他的北京市副市長，豈不自在？但他的“學統”之情始終在折磨著他。為此，在相當的一段時間裏，他總是在反問自己：
一九四零年前，我書讀得很多。一九四零年後，搞政治運動，念書少了。解放後從四九年到五七年，也念書，但寫得很少。為什麼？忙於開會。我計算過，有一個禮拜開了六十四個會，平均一天開八個會。成天在會裏度過，一年隻能寫一兩篇東西。五七年起有所改變，覺得期望有完整的時間寫東西這個想法不對頭，因為這種機會始終沒有。以後改變習慣，有時間就看就寫，有一小時用一小時，有兩小時用兩小時，“化零為整”，不讓時間浪費。除了非參加不可的會，一般我不參加，這就有了主動性。
在當時的那種環境下，吳晗為了學以致用，竟能以這種難得的“主動性”，換回做學問的“三統”。這不正是我們這一代學人缺少學者風範的思想背景和大病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