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既然古繼堂亦認為“蘇雪林在一百多年漫長而複雜的人生中，無疑是有對也有錯，有成就也有不足”，那麼，我說出蘇雪林錯的、不足的二三事，總還是沒有出現什麼事實上的錯誤吧？恰恰相反，古繼堂卻一屁股坐在蘇雪林錯的、不足的二三事的馬桶上，感情用事地為蘇雪林開脫種種不是。如，他說：蘇雪林“與劉心皇、寒爵之間的爭論，純屬個人意氣之爭。就當時的形勢看，劉心皇為‘太子’蔣經國的嫡係——‘青年反共救國團’所屬官方的《幼獅文藝》主編，蔣經國手下紅人。寒爵是半官方大報《中國時報》總主筆，也是紅人。惟蘇雪林是一個無職無權的教授，在如此對比下，到底是誰欺負誰呢？”這話可真讓我看不懂了：如果說爭論，那麼當時蘇雪林總該對“也是紅人”的寒爵用文字批評她的種種不是，也用文字進行反擊才合乎情理，怎麼她竟一字不寫，一麵寫信狀告批評她的寒爵和發表這些文章的《幼獅文藝》主編劉心皇，一麵也跑到“救國團”去找蔣經國？蔣經國是隨便什麼人都能找的嗎？孰不知，“救國團”工作的重點之一，就是聯絡教授。這一點，大概是研究台灣文學的古繼堂所不知道的吧？而“蘇雪林以為自己是名教授，有恃無恐，她便向‘救國團’用撒潑的方式施壓”（劉心皇語，見《儒林新傳》序）。蘇雪林如何撒潑，我不是現場第一目擊者，不敢亂說，但最後的結果到底是劉心皇辭職而去。能把蔣經國手下的紅人劉心皇幹下去，一個無職無權的教授可能嗎？這到底又是誰欺負誰呢？而古繼堂卻不辨事情的青紅皂白，竟對蘇雪林此舉讚歎道：“以一個小老百姓身份的蘇雪林，敢於如此潑辣大膽地與官鬥，維護自己的權利，不是一件大好事嗎？”其時，且不說蘇雪林是不是一個小老百姓，就是一個“名教授、名作家、名學者”，不跟著國民黨走，不看著國民黨的臉色行事，“敢於如此潑辣大膽地與官鬥”，恐怕也不會有好果子吃的。蘇雪林又不是柏楊、李敖，既沒坐過牢，又沒被治言論罪，這也算得上大好事？真是笑話！在這等事上，蘇雪林的大好事倒是有的，隻不過不是與官鬥，而是暗中托人向‘救國團’主任李煥（此時蔣已派李當主任）求情，請李煥叫劉心皇不要攻擊她。李煥親自拜訪了劉心皇，希望劉心皇放她一馬。劉心皇礙於情麵，答應不理她。李煥將此事告訴了蘇雪林之後，才又發生了蘇雪林攻訐劉心皇不成，反被劉心皇老老實實地教訓了一頓的事。由此看來，蘇雪林在“救國團”也是有樹有根的人哩。
二、古繼堂對我文中的“作協”不知何所指？其實，既知“救國團”，就該知道“作協”是“台灣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的簡稱，因《幼獅文藝》雜誌就係“救國團”和該組織創辦的。這個青年作家組織成立於一九五三年，台灣島內各大專院校均有其分會，在各縣市也設有地方分會，會員總數據說有三千多人。蘇雪林去台後，常以名教授、名作家自居。劉心皇被迫辭去《幼獅文藝》的主編後，這個“作協”就聘他為指導員。因此事之過節，蘇雪林生怕劉心皇在她“所能控製的勢力範圍內”繼續攻擊她，繼而影響她自認為自己是台灣“文壇盟主”的地位，所以一門心思地想阻止劉心皇到這個在文人看來是個重要位置的地方任職。古繼堂望文生義，以我一句“有礙她‘文壇盟主’地位”的話，就疑我將“作協”錯為“中華民國文藝協會”，並由此而引發了一段讓人不知所雲的議論，這種教人如何為文的為文，筆者實在不敢曲意恭維。與此“異曲同工”之處還有：“蘇華還用侮辱人格的口氣和語言，在引用了寒爵談蘇雪林會見胡適的情況後寫道：‘簡直像崔鶯鶯私會張君瑞一樣的情景。’”這話其實也是高看了我。我如能寫出這樣絕妙的話來，豈不也成了台灣的名作家，讓吃研究台灣文學飯的人也研究一番？令我感到不走運的是，這話卻是劉心皇說的。因我在引述時，就以“劉心皇對蘇雪林的另一麵，竟有著讓人不敢相信的披露”這樣的語式表達過了，而且在“披露”二字之後，也沒忘了加“：”（冒號）。所以這等令人拍案驚奇的妙喻，我雖斷然想不出，但也是不敢夢得或冒領的。古繼堂說我是“風馬牛不相及”，其實倒過來用，反而差不許多。
三、古繼堂在文末說：“我們沒有必要將蘇雪林拔高，但我們更沒有必要來汙損這位老人。蘇雪林並不是一麵可以遵循的旗幟，但至少她在自傳體的兩部著作《浮生九四》、《棘心》中展示出的一百年複雜人生背景和人生體驗，足夠我們每個人品嚐和思索的。”這話我讚同。但問題是我們在讀了她老人家的這兩本自傳體的書之後，到底能讓我們每個人品嚐和思索些什麼？如果說，她老人家寫出了真實的自我，像巴金、蕭乾那樣勇於反思自己對人與事的過失，那麼，品嚐和思索一下她老人家的百年人生，那也值得，否則，就憑“多年的媳婦熬成婆”這麼一種套路來贏得名聲，品嚐和思索她，又有多少可資啟迪心智和心路的東西呢？讓人好好保養身體不就可以了嗎！所以，我從這件事上品嚐和思索到的竟是別一種滋味：為什麼身處台灣的那些蘇雪林的朋友們，在這樁事上都不肯出麵替她說話，而古繼堂卻要為其鳴冤叫屈？蘇雪林回國，僅說了一聲“我回來了”，就又走了，此事充其量也不過如餘光中所形容的那般：“內地是母親，台灣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歐美是外遇。”而古繼堂為此事卻告誡我為文不可太刻薄，這豈不是自作多情了不是！“為文不可太刻薄”，當然不錯，可那也得看對誰，對什麼事！我想，蘇雪林既不是我的親姑奶奶，又不是魯迅、博爾赫斯，我為什麼非要將她視為聖母不可？進而我又想，為文不要太愚衷，尤其是對台灣的“名作家、名教授、名學者”，才是一個真正值得為文討論一番的學風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