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美美事件”導致大家不再給慈善機構捐款，是整個社會公益心不足的悲哀。醫生缺德的有很多，老師缺乏道德素養的也不少，我們總不能因為這樣，生病了不去看醫生，不送小孩去上學。我相信法律會越來越健全，關注慈善的人也會越來越多。我們也在做“一對一”助學，幫助者與被幫助者之間的信息是完全暢通的，中間不經過任何人，效果很好。慈善資金來自於社會大眾，每一分錢都要用在最需要的地方，賬目透明也是給捐助者信心。所以，慈善還是要做，每個人的付出都像一滴水，眾人齊聚就能彙成一條河，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就能得到幫助。
黃輝：從全球的趨勢來看，最成功的慈善組織並非來自官方，如比爾·蓋茨夫婦搞的基金會，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呢？
嘎瑪仁波切：首先就是他們行動反應快。我親自參加過“泰國普吉島海嘯”“台灣九二一大地震”的救援工作，經曆多次賑災活動，發現一些民間團體總是跑在最前麵。第二就是這些民間慈善機構賬目清楚，公開透明，這也是深得人心的原因。政府慈善組織裏麵社工很少，大部分都是工作人員，牽涉到薪水問題。而宗教團體和民間慈善機構絕大部分由義務奉獻的人組成，大家都是不求回報地做慈善，對一般老百姓來講感覺上就很舒服。
西方民間慈善團體有很大的影響力，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資金實力特別雄厚，項目也相對單一。比如艾滋病的救治、某種藥物的研發，目標明確，也容易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不像政府的慈善機構是全麵覆蓋的，卻很難照顧到全麵。
黃輝：您主持成立慈善基金會，目前做了哪些活動？
嘎瑪仁波切：我們一直以來都是以教育為主，之前在國外的時候就有兩個基金會。一個是寧瑪巴文教基金會，曾經在藏區，還有柬埔寨、馬來西亞、尼泊爾、印度等一些地方，給失學兒童助學，幫助學校建立小型圖書館。我一直認為，要根本改變一個地區貧窮落後的麵貌，大規模的捐助衣物藥品是不夠的，那隻會讓他們過上幾天好日子，所以我們改用做教育的方式。另外一個在國外成立的四重恩文教基金會。所謂“四重恩”一是父母恩，對父母要孝順；二是國家恩，對自己的國家要忠誠；三是社會恩，對社會要報答；第四是三寶恩，佛教信徒對佛教要感恩。通過佛教的教育，回歸現代人迷失的民族自尊和對社會的感恩。另外我們也在做一些敬老活動，目前在藏區有一百五十多位老人在接受我們的幫助。
黃輝：在中國，民辦的慈善機構舉步維艱。實際上，慈善在緩和社會矛盾、維護社會公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於是，有學者提出了慈善“民辦官助”的設想，您覺得這個設想是否可行？
嘎瑪仁波切：我覺得應該是這樣。目前中國社會完全靠民間去做慈善，不是很成熟，在法律上還沒有關於民辦慈善如何去做的指引。在西方，很多民辦慈善會是企業家“洗錢”用的。他們必須在離世之前把遺產稅交清，否則，子孫繼承遺產時大部分財產會被收歸國有。他們往往把自己名下的財產轉移到多個人所有的基金會名下，而基金會是不需要交稅的，甚至還可以抵稅（所有的捐款都可以作為報稅）。我們國家還沒有這樣的製度。
我們的國家很大，完全依靠政府去解決，很難照顧到方方麵麵。如日益加劇的貧富差距和仇富心態，地區發展的不平衡帶來的社會問題，以及對於社會弱勢群體的關注與幫助等，政府解決一部分，民間團體也可以幫助解決一部分。但是，也要警惕有假借慈善的名義進行斂財的，如果沒有一個強有力的製度監督執行，慈善組織很可能會變成一個斂財工具。所以，我認為政府作為輔助的監督作用還是必不可少的。
黃輝：對中國想做慈善的企業家，您有什麼建議和忠告嗎？
嘎瑪仁波切：中國目前做慈善的，大多數是蜻蜓點水式的，這邊號召學校助學就捐點錢助學，那邊山體滑坡就再捐錢賑災，需要修路的時候就再給錢修路……這種分散的、單一的捐助方式往往不知道下一步該做什麼。其實我們可以學習西方，專注於某一個方麵的慈善事業，如我們選擇做助學，就一直做助學；又如專注某種疾病研究，可以花更多資金和精力在這個領域，讓醫學家有足夠的經費去做研究。單一地成立某一項慈善基金，專注於某一個慈善領域，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
（撰文/黃輝原載《紳士生活》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二月合刊，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