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我作為文藝特征兵來到了沈陽軍區後勤三分部創作組，任務是為分部演出隊下部隊演出和參加各級文藝彙演創作節目。接兵的首長所以看上了我，是因為在一個偶然的場合，讀到了我一篇沒有發表的小說。不過，由於缺乏舞台經驗和部隊生活，我閉門造車寫出來的獨幕話劇、小歌劇、對口劇，幾乎全被槍斃。主業雖然荒蕪，副業卻大有收獲。那時候，所有的文學名著全部被當做“封資修”的“毒草”封存，創作組的幾個老兵卻在偷偷傳閱。我也近水樓台，開始接觸了托爾斯泰、普希金、傑克·倫敦以及老舍、沈從文和楊朔。真的應該感謝那一段貧瘠而又富有的時光，它訓練了我的文字，奠定了我最初的文學基礎。
1976年退伍回到北京，我被中國青年出版社調入該社當編輯。工作之餘，正式發表的第一篇文字是《不做生活的旁觀者》。那是時任中國青年報思想理論部主任王文祥先生的約稿。他說：“小杜啊，你編青年修養讀物，也應該練著寫寫這樣的文章。俗話說，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應該親口嚐嚐嘛！”於是，我大著膽子寫了一篇寄給他，沒想到很快就在1979年10月28日的《中國青年報》三版頭條位置刊出。這以後，我又陸續寫了一些這類文字，於是有了雜文散文卷中的“心香”專輯。
我正式發表的第一篇小說，名為《架子工》。編發這一篇作品的是《北京晚報》的編輯孫雁行。那年月，媒體還不發達，《北京晚報》隻有四開四版。見諸於五色土副刊的多是一些文壇名宿。我實在沒有想到，一篇稚嫩的試筆之作竟被這位素昧平生的資深編輯從眾多的來稿當中看中，刊發於1980年2月2日的《北京晚報》，從而點燃了我心中的文學之火。由於生性疏懶，刊發我作品的許多報刊都遺失了，唯獨這張《北京晚報》我一直珍藏至今。每每翻開它，眼前都會浮現出雁行先生的樣子：目光睿智、一臉祥和。在寫作的道路上，他後來給了我許多鼓勵與指導。內心深處，我對他一直持弟子之禮。編輯這套自選集時，我把《架子工》置於小說卷的卷首，不光因為它是我發表的第一篇小說，更重要的是，它見證了兩個男人長達30年的友誼。這樣純潔而真誠的友誼，在物欲橫流的當下已如稀有的礦石。
我出的第一本書，是思想散文集《青春的思索與追求》。1982年還不是全民皆可出書的年代，許多筆耕一生的老編輯也難有一本專著問世。我是幸運的，作為中國青年出版社當時最年輕的編輯，我把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的幾篇樣稿，連同擬寫的文章目錄寄給了上海人民出版社。時隔不久，兩位操著南方口音的編輯就敲開了我辦公室的房門。半年後，這本由秦牧先生作序的思想散文集就擺上了各地新華書店的書架。
在寫作的路上，還有許多的“第一”令人回味。
刊發我第一首詩的編輯是《北京日報》的陣容。那是一個話語遲緩的編輯，也是一個心地純淨的詩人。我在工廠當工人時，他編發了我好幾首詩作與歌詞。每每是，我寄出稿件的某一天，就會有科室幹部找到正在車間幹活的我，說：“嘿，今天《北京日報》發表你的詩了！”如今，陣容先生已騎鶴西去，我卻深深地後悔，沒有在他生前請他喝上一杯清茶。推出我第一部中篇小說的編輯是《北京文學》的章德寧。因為與章德寧早就熟悉，怕她礙於情麵不好決斷，我的那篇小說是以“張誌發”的化名托一位書商轉遞的。沒想到半個月後，那位書商就打來電話，讓我轉告“張誌發”，章社長看了小說覺得不錯，決定刊用，約定時間要見見新人張誌發。在關係稿、人情稿盛行的時下文壇，章德寧社長所表現出來的清澈與高貴實在令人感動。出版我第一本報告文學集的編輯是上海文藝出版社的郟宗培。我永遠也忘不了1985年初冬那個寒風料峭的上午，郟宗培談定書稿後連口水都沒有喝，就匆匆離開了我的辦公室。那時的他年輕而瀟灑，精明又幹練。他走進北京街頭的寒風裏，豎起褐色皮夾克的領子，回過頭衝我招了一下手。那招手的動作真的很帥，成了我記憶中的一個經典定格。
出版我第一部長篇小說的編輯是作家出版社的唐傑秀。訖今為止，我還很少見到如唐傑秀一樣率真的中年女性。她永遠是快樂和幸福的。而且，她可以把快樂與幸福像流行感冒一樣迅速傳染給你。跟她交往，你會覺得，希望的太陽永遠在前方照耀。
從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我在全國各種報刊上發表了幾百篇雜文、散文、小說、報告文學和詩歌，每篇作品都有著一段牽動情絲的回憶。我是幸運的，交往的編輯無不真誠而坦蕩。他們中，有的已成了我一生的師長或摯友，有的至今未曾謀麵。每每想起他們，我的內心都充盈著一份感動。
感謝作家出版社同意出版這套自選集，讓我有機會以感恩的心情寫下他們的名字：蔣元明、關國棟、遊燕淩、許錦根、肖關鴻、張誌國、韓春旭、劉貴賢、石英、蘇殿遠、王乾榮、陳先義、柳萌、韓作榮、江增培、林非、陳四長、劉孝存、劉茵、莫揚、趙李紅、馬力、丁洪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