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的八九十年代，是我創作的蜜月期。
那時候，生活中的一個偶然見聞常常就能激發起我的靈感。比如，每天早晨我在使館區晨跑，有一段時間常常見到一個白衣女孩衝我微笑。那笑容恬靜得猶如冬日裏的一縷春風，於是就有了散文《永遠的微笑》。再比如，有一天我到火車站送人，見一個小夥子在站前一個無照小販那裏買了一兜梨，那小販明顯要了高價買，但小夥子急匆匆的沒有在意。在車廂裏，我又遇到了那個買梨的小夥子，他也是來送站的，送一位盲人。我似有所悟，一篇題為《梨》的散文很快完成。
我總是處於這樣一種狀態：晨跑時構思了一篇雜文或者散文，回到家馬上記下梗概，下班後再整理成文，過上兩三天潤色推敲一遍後寄出。一般情況下，報刊上總會有我待發的文章，郵路上又有我剛剛寄出的作品，還有正在推敲構思的素材。
前幾天，語文學習雜誌社約請我為他們的“課文作者”欄目寫一篇創作劄記，因為我的散文《明天不封陽台》被編入了蘇教版的中學語文課本。
這勾起了我的一段回憶：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我的住房不足40平方米，為了拓展使用空間，決定把陽台封閉。封陽台的工人第二天就要來了，傍晚我推開陽台的門，突然聽見了幾聲“咕咕”的鳴叫。尋聲望去，見一隻灰黑色的鴿子正臥在一塊木板下孵蛋。頓時，一種久違的情感在心頭油然而生。
關愛自然，其實是我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支點。無論是儒家還是道家，都曾提出過生態倫理思想，其表述雖有差異，但在推崇“天人合一”的生態模式上是基本一致的。先秦諸子中，也多有“厚德載物”的論述。《管子·五行》指出，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孔子則對“竭澤而漁、覆巢毀卵”的做法深惡痛絕，孔子認為好生而惡殺是君子的一種美德，並明確提出了仁民愛物的主張。隨著時代的演進，人類對自然的獵取幾近瘋狂，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也成了每一個現代人必須麵對的問題。我曾試圖就此成文，隻是沒有合適的切入點。陽台上的“不速之客”一下子激發了我的寫作靈感，回到案頭我一氣嗬成，第二天整理潤色了一遍後就寄給了《人民日報》。
有朋友不解，說你的寫作範圍怎麼這麼龐雜？雜文、散文、隨筆、評論、小說、詩歌、報告文學、紀實文學幾乎無所不包。這個問題以前從沒有認真想過，編這套自選集時我認真想了一下，大概源出於此—
我是編輯，寫作一直是我的業餘愛好。而我當編輯的師傅是中國青年出版社的資深編輯林君雄。他費盡周折將我從工廠調入中國青年出版社，在業務上對我的要求一向極為嚴格。印象中，我編發的書稿必須勾畫整齊，添加的文字也一定要一絲不苟，否則就會受到他嚴厲的批評。而在工作時間，除了上下午各有一刻鍾的休息時間外，是不許幹一點點私活的。他知道我愛寫一些東西後，常常放輕腳步走到我的身後，探頭看看我案頭的書稿是不是份內工作。星期天還常常要為工作加班，沒有整塊時間，隻能寫一些與業務相關的小文章。後來我受命協助君雄老師主編一本以報告文學為主的綜合性青年刊物，才堂而皇之地開始涉足報告文學和紀實文學。而小說一直是我的業餘愛好，隻是在心癢難耐的時候偶爾為之，如果癡迷於此是要挨批的，因為我所在的編輯室出的主要是青年修養讀物。
不過，我還是非常感激君雄老師，不僅僅是因為他費盡心力，將我從一機床的重型鑄造車間調到中國青年出版社當編輯，更是因為他對我編輯業務上的嚴格要求，使我有可能從一個沒有受過正規大學教育的青年工人，成長為一名稱職的職業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