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鈴響了，我抓起聽筒：“喂，哪一位？”
“我。”一個女人的聲音，遙遠而陌生。我有些茫然，不知該怎樣答話。
“你寄來的書我收到了！”
噢，我這腦子！前些天，我的第一本書《青春的思索與追求》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買了40本分送給朋友們。在最後一個信封上，我遲疑了好久，終於寫下了她的名字與地址。我們分手五年了，已無來往，這次寄書，不過是為了履行我的諾言。
記得那是在北京中山公園一棵綠陰參天的古槐下。介紹人走了，剩下我們倆。我們沉默著。如果是心心相印的情侶，沉默也許不失為交流感情的一種方式，“千言萬語盡在不言中”嘛！而我們，剛才還素昧平生，突然走到一起不免有些窘迫。不過，我先發問了：
“你在大學教書？”
她點點頭。接著反問我：
“你是哪個學校畢業的？”
這是我最不願意接觸的問題。我沒上過大學。高考製度恢複後，曾報考過一次，但因數學交白卷而名落孫山。後來，我決定不再考了，並非自慚形穢，而是覺得在實踐中邊學邊幹，或許收效更直接。不過，在中國，標簽是被人看重的。一瓶劣質的“老白幹”如果貼上了“貴州茅台”的標簽，也會身價百倍。於是，我戲謔反問了一句：
“你問的是中學還是小學？”
“你不是編輯嗎？”她驚愕地睜大了眼睛。
回答她的時候，我盡量把語氣放和緩：“我不是大學生，可我的確在做編輯工作；並且，我自信我在事業上的成就決不會比一個大學生遜色！”
她微微笑了，盡管有些勉強：“何以見得呢？”
“30歲以前我要寫出我的第一本書！”
那年，我剛滿25歲。為了“回答”她的輕視，我立下了這個誓言。
“你好！希望能得到你的批評！”
“你太客氣了，我要好好拜讀你的大作！”
“怎麼樣？有什麼大作？讓我拜讀拜讀。”從那以後，每次見麵，她總要這樣說上一句。
我們大約一個星期見一次麵。經過了兩個多月的接觸，我邀請她到我家做客，她去了。我提出到她家，她卻沒有同意。原來，她的母親不同意我們來往，堅持要她找個有學曆的對象，而她的態度則很矛盾。一方麵，她覺得我不屬於那種毫無誌向的庸碌之輩，但同時又覺得不滿足。她是大學生，我不是。這似乎不符合傳統的擇偶觀念。對於我的“誓言”，她並沒有當真。一個連初中畢業都說不上的人要寫書，不過是一種“可愛”的狂妄罷了。
這以後的一天晚上，我們從北海公園出來，我騎車送她回家，路過府右街的時候。她忽然叫起來：
“快，下車下車，我媽！”
我們跳下自行車。她朝路邊的一個老年婦女走去，我尾隨其後。借著路燈橘黃的光，我看清了，那是一個大約有五十開外的老婦人。我沒有想到會在這種場合碰見她。我覺得應該趁此機會和她交談，以取得她的理解與好感。可是走了不幾步，我站住了。—她專注地望著自己的女兒，沒有把目光分給我一點點兒，像是根本就不承認我的存在一樣。我是人，我有我的尊嚴。—我轉過身，把背對著她們，還故意仰著頭。過了一會兒，她走過來，輕聲說：“你騎車先走吧，我和我媽一起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