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時效性強。年鑒必須當年出版。年鑒印刷周期較長，年鑒稿件來自四麵八方，一家提供，獨此一篇，沒有選擇餘地，研究修改的回旋餘地甚小。這就要求年鑒的編纂出版工作要周密設計，精心安排，從設計篇目到組稿、編稿、審稿、清稿，到付排校對，裝訂發行，實行嚴格的目標管理，明確責任，環環扣緊。武漢這幾年辦年鑒的工作程序，概括起來，叫做“三、六、九、四”，即三月底把稿件基本組齊，六月底完成編審付排，九月底出樣書，四季度發行。這就要求快節奏、高效率地進行工作，稍一放鬆，就會貽誤出版時間。
第三、質量要求高。年鑒是政府辦的，是“官書”，具有權威性。年鑒所記述的內容，包括所用的資料，所記述的事實，所列的數據，都應該是真實的、準確的、可信可靠、可以為據的。這就要求我們對記入年鑒的資料，進行認真的核實和研究，並且力求反映那些帶有本質性、規律性、有社會利用價值的內容。年鑒的政治性、政策性強，如何把好年鑒的政治質量關，更不可掉以輕心。
第四，局限性大。我們從事年鑒編纂工作的同誌，自身的局限性很大。年鑒內容的廣泛性，年鑒編纂出版的時效性，年鑒質量的嚴格要求，同我們的主觀條件存在著差距。我們主持編撰年鑒的同誌，駕馭這樣一部百科性的大型年刊，在理論政策水平和專業知識水平上，都有很大的局限性。有些擔負年鑒編寫任務的同誌，對一條戰線、一個部門、一個地區工作的全局，全年工作的概貌，以及上一年度所發生的新情況、新經驗、新問題，在認識上，在資料的掌握和運用上，也往往有一定的局限性；我們專司其事的年鑒編輯部，在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和業務建設上，也還不能適應辦大城市大型年刊的要求。
這些年，我們在年鑒的編纂、出版的工作中，堅持了群策群力的方針。地方年鑒靠地方辦，辦好年鑒為地方服務。創辦年鑒之初，市委就決定成立了編委會。創刊號問世後，市委常委會就對進一步辦好年鑒提出明確要求：“年鑒要年年辦，要一年比一年辦得好”。1986年市政府批準了年鑒工作方案，市政府辦公廳發出了年鑒征訂發行的通知。有些負責同誌在百忙中承擔了年鑒的撰寫任務，各區、縣、局以及長航、鐵路、武鋼等大型企業，都由有關部門承擔年鑒的撰稿和發行任務。市委、市人大、市政府的政策研究室，市計委、統計局、體改委、經協委等綜合部門，為設計年鑒的《武漢綜述》，積極參與研究，撰寫了一些有分量的稿件；市統計局為每年的年鑒提供全地區的主要統計數據；市政府法製辦公室每年為年鑒提供重要的法規文件；市財政局每年撥專款用於地方年鑒事業。新聞、出版、文化、工商、稅務等有關部門也給予大力支持。新華印刷廠把《武漢年鑒》作為重點安排，保證按時按質出書。所有這些，都是武漢年鑒事業得以順利開展的重要保證。全市各戰線、各部門承擔《武漢年鑒》編撰任務的文字作者、攝影作者、製圖設計、特約編輯共200多人，還有社會上的一些熱心人士，包括大專院校的老師和一些老同誌，也積極參與和協助年鑒的工作，群策群力辦年鑒是我們這幾年辦地方年鑒的一條基本經驗。
好的年鑒稿是什麼標準呢？我認為共同的特點是：觀點明確，標題醒目，資料翔實，信息量大，文字簡潔，特色鮮明。
第一要有正確的指導思想作統帥。就是要用曆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用黨的實事求是的精神，來篩選、鑒別和運用資料，來駕馭年鑒的撰寫和編審工作。如果沒有正確的指導思想，思路不清，觀點不明，隻是就材料寫材料，這樣的稿子，就會是資料堆積，現象羅列，一堆死材料，缺乏支柱和“靈魂”。一篇稿子如此，一部年鑒同樣如此，就是要用觀點統帥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