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堅信，在哥倫布到此之前，隻有赤腳的野人可能走遍美洲，其他人則做不到。他們認為，生活在相似環境中的人類會創造出相似的事物，因此，埃及和墨西哥人不約而同地把石頭一塊一塊壘起來，最終建成金字塔，這也就不足為奇了。
雨越下越大，我們隻好躲在一些寬大的樹葉下避雨。
相似的環境！埃及的沙漠和墨西哥的叢林難道相似嗎？濕漉漉的植物使得我們周圍的空氣又熱又濕，就像進了溫室一般。除了滴水的樹葉、蔓藤、樹幹和腐殖土壤外，隻有那些許久之前被搬運至此，如今卻散落在廢墟之上的巨石。在墨西哥叢林中壘砌石塊真是一種隨意行為嗎？那為什麼在非洲叢林、北美草原或歐洲的鬆樹林裏沒有這種現象呢？
建造帕侖圭金字塔的建築師們是從何處找到原料的呢？也許是從熱帶巨樹的根部深挖而出，或是從遠處山岡上鑿開石壁獲得。但惟一確定的是，在帕侖圭，建金字塔的主意在先，尋找合適的建築材料在後。
秘魯的情況又是怎麼樣的呢？秘魯的金字塔難道也是一種“隨意的行為”嗎？秘魯的金字塔分布在數千英裏長的海岸線上，這裏隻有沙子，沒有可用的石料。隻有到安第斯山脈才能找到最近的采石場。在我們剛剛去過的莫奇卡峽穀，石頭質量很差，金字塔建造者們不得不製造出六百萬塊巨大的土磚，才建起了占地四千平方碼，高達一百英尺的金字塔。而在秘魯還有比“紅山”更大的土磚金字塔。
我們坐在寬大的樹葉下，又冷又濕，望著雨中的金字塔，浮想聯翩，關於秘魯和埃及的記憶也在腦中閃過。在埃及，用石頭做建築材料是再自然不過了，因為除了蘆葦之外，聳立在沙漠上的裸露石崖是惟一可得的天然建築材料。但是在墨西哥建造這樣的金字塔是“自然而然”的嗎？目前已知的是，生活在墨西哥廣闊高原上的阿茲特克人和尤卡坦茂密叢林中的瑪雅人都是從祖先那裏學會建造金字塔的。考古學研究表明，墨西哥最早的文明起源於墨西哥灣的熱帶海岸，然後擴散到其他地方。海浪一直穿過大西洋，來到墨西哥灣的陸地。在那裏建造金字塔是否更為合理呢？事實並非如此。一群神秘的人類創造了墨西哥最古老的文明，他們跋涉千裏才找到采石場，有時要將重達二三十噸的巨石從采石場運到五十英裏以外的建築工地上。如今，無人知曉這群精力充沛的石匠和建築家的真實身份，他們在茂密的叢林中從事巨大的建築工程，但他們對石料的了解卻遠甚於木料。為了方便起見，現代人把他們稱做“奧爾梅克人”。如果刻在廢棄的石碑上的那些傳神的雕像是他們的自畫像，那麼，一些奧爾梅克人必定有著寬臉盤、扁鼻子和厚嘴唇，完全是黑人的五官特征。而另外一些奧爾梅克人則輪廓分明，長著鷹鉤鼻子，上嘴唇上留有短髭，下巴上還有飄然的長須，很像閃族人。奧爾梅克人是破解整個謎團的關鍵。他們姓甚名誰，究竟是何方神聖，為什麼突然開始采石建造金字塔？奧爾梅克人也在叢林當中製造磚塊。這又是為什麼呢？他們的一座上百英尺高的金字塔就是用太陽烘烤的土磚建成的，同秘魯沙漠、古美索不達米亞和尼羅河穀最古老的金字塔如出一轍。而土磚並非叢林當中天然的建築材料。
我們眼前的金字塔淌著雨水，它讓一切變得迷惑難解。幾年前，也就是1952年，在這座金字塔中獲得了一項重大發現，震撼了整個科學界，動搖了過去牢不可破的觀念。原來，有人無意中發現了一個秘密入口，通往一條狹窄的過道。入口裏邊是蜿蜒向下的石階甬道，通過金字塔的中心部分。石階的最後是一道沉重的石門。門內有一座壯麗的墓室，放著一個巨大的石棺，裏麵躺著一位權重位高的教王。這就跟古代埃及的金字塔一樣。過去，人們認為墨西哥的金字塔中不存在墓室，從而否定了古代跨洋聯係的可能。他們斷言，兩地金字塔的相似性隻是表麵現象。坐落在大西洋兩岸的金字塔不僅功能不同，其形狀也不相同。墨西哥和秘魯的金字塔四邊都呈階梯狀，而埃及金字塔的四邊則是光滑的。
有關形狀的問題並非那麼絕對。所有去過尼羅河穀的人都知道，在埃及也有階梯形的金字塔。不論是在埃及還是美索不達米亞，這都是最古老、最原始的形狀。而毗鄰古埃及的文明古國巴比倫也建造過階梯形的金字塔，塔頂還建有廟宇，同古墨西哥的情況一樣。而現在，墨西哥金字塔的中央又突然出現一位躺在棺材裏的教王。他的家族也聲稱是太陽的後裔，並在墓裏放著玉雕的太陽神像，而教王的建築師也是按太陽的走向來設計金字塔的底座，從天文學的角度來講絲毫不差，這也同埃及的情況一樣。這位教王也被安置在巨大的石棺之內，臉上也戴著精致的麵具，同埃及和秘魯的習俗相同。麵具並非黃金製造，而是由玉石鑲嵌，眼睛是用貝殼做的，眼珠則是用黑曜石。這位教王也相信人死後還有來生，為自己配備了罐子和盤子來盛裝食物和飲料，而他身上還配戴著由珍珠母和玉石製成的皇冠、耳塞、項鏈、手鐲和指環。棺材內側漆著朱砂。屍骨和珠寶上還黏著紅布的殘片。根據埃及習俗，石棺蓋由一塊精雕細琢的石板充當，有好幾噸重，比加大號的床還寬，長度是它的兩倍。石棺蓋和墓壁上都飾有祭司或教王的側麵浮雕像，有一些還戴著作為社會地位象征的假胡子，這也與古埃及的等級製度相同。在一切就緒之後，還要殺死幾個年輕男子，將他們的屍體放在墓室的門外，作為教王在另一個世界的奴隸。然後，教王墓室的入口用巨大的石門封上。在石門外修建的秘道穿過金字塔的內部，末端再用亂石封嚴。帕侖圭金字塔裏裏外外都遵照著古埃及金字塔墓葬的傳統。惟一例外的是在金字塔頂部建起了一座小石廟，這是墨西哥和美索不達米亞金字塔的風格。
走下蜿蜒曲折的石梯，我們來到了墓室前麵。按照建築師的設計，墓室是整個金字塔中最早修建完成的部分。牆和天花板都是用巨大的石板拚合而成，這些石板經過仔細的切割打磨，合在一起時嚴絲合縫、絲毫不差，極為光滑。墓室修建完成後，金字塔的上層部分才開始動工。在四壁的上楣垂下一排排潔白的鍾乳石柱，宛如冰淩一般，使墓室裏衣著華麗的祭司雕像顯得古香古色，一片肅穆之氣。空氣如此清新而涼爽。跟埃及人一樣，這座金字塔的建築師也為它配備了必要的空氣調節係統。一條狹窄的通氣管道從石棺一直通到石階。還有兩條大型的通氣管道穿透金字塔的四壁，通達各麵的新鮮空氣。
我們爬上狹長石壁間的甬道，我又仔細觀察了金字塔的結構。甬道的邊軸與垂直的牆壁形成了一個六角形的交叉，使得甬道的頂部要比石梯的寬度窄。這種奇特的設計我隻在埃及的金字塔裏見過。
難道這些都是隨意之作？這一切都隻是古人胡亂堆砌石頭的結果嗎？這種解釋實在說不過去。我們又從巨大的岩石塊中鑽了出來，再次置身於茂密蔥鬱的叢林當中。要不是墨西哥考古研究所堅持不懈地清除周圍的草木，這些國寶級的遺址恐怕早就被叢林吞沒。大自然費盡心機，想要收複過去被石匠們索去的肥沃土壤。
在這個皇家墓室的旁邊，還有一個墓葬用的金字塔，建在一個天然的山洞之上。塔內也有石梯甬道通向金字塔的內部，裏麵散放著一堆亂七八糟的屍骨。如果修建這座金字塔也是為了埋葬某位教王，那它一定在很早以前就被洗劫一空。陪葬者的屍骨被隨意地扔在空蕩蕩的墓室之中。
傾盆大雨中，我躲在大樹底下，不由得想了許多。孤立學派堅持認為，修建墓葬式金字塔和修建寺廟式金字塔是截然不同的兩碼事，他們以此為根據，否認了跨大西洋聯係的可能性。如果他們的說法是正確的，這就意味著兩個完全獨立的文明同時在墨西哥叢林當中興盛起來―這樣荒謬的結論是絕不可能成立的。這使得問題更加複雜化了。
回到墨西哥城後，我們拜訪了墨西哥文物研究所所長兼國家考古博物館的館長伊格納西亞？貝爾納博士。這座博物館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先進的博物館之一。墨西哥的考古學家一直以堅持孤立論而聞名於世。特別是老一輩的學者，堅持認為墨西哥廢墟下的所有文明都產生於本國境內，由那些從北方遷徙過來的野蠻人所建。而現在，我們將要乘坐非洲蘆葦船漂洋過海，以此來反駁他們的論點。對此，他們又會做何反應呢？於是，我決定拜訪他們當中最典型的代表貝爾納博士。貝爾納博士親切地接待了我們，他同意讓我們帶著照相機和錄音機進入館內。我把博士引到一個巨大的石碑麵前，石碑上鏤刻著一個長胡子奧爾梅克人的浮雕像。正是一些長胡子的奧爾梅克人將建造金字塔的技藝傳授給了沒有胡子的印第安人。
“貝爾納博士，”我問道，“你是否認為墨西哥古代文明的發展沒有受到外界的影響，或者，墨西哥文明的某些文化是經由其他人種乘坐原始的船隻，漂洋過海傳播而來的呢？”
“這是任何人都難以回答的問題。”博士回答道。
我吃了一驚，把麥克風朝他推得更近些：“為什麼？”
“因為我發現這兩種說法都有一定的依據。所以目前我實在無法做出回答。”
“那麼，我們都同意這是個未解之謎了？”
他稍稍遲疑了一下。“是的，”然後堅定地說道，“我就是這麼認為的。”
我們把這段對話錄了兩次，以防錄音出現故障。
而就在這時，開羅的媒體上泄露了我們這次遠征的秘密計劃，消息傳到了墨西哥。
我們正要離開博物館，剛好碰到一位前來拜訪貝爾納博士的同事―聖地亞哥？吉諾維斯博士。他微笑著問我：“你想乘坐蘆葦船橫渡大洋，是嗎？”
“是的，你也想來參加嗎？”我問。
“是的，是認真的。”
我吃驚地看著貝爾納博士的這位墨西哥同事。他是一位研究美洲土著居民的知名專家。在拉美、俄國和西班牙的國際人類學會議上我都見到過他。他身材矮小，但異常靈活、健壯。
“抱歉，我們已經找到一位墨西哥人了。恐怕得等下次了。”我開玩笑地說道。
“那就把我列在候補名單上吧。如果需要的話，隻要你提前一周通知我，我一定過來。”
“一言為定！”
他微笑著，用力地握了握我的手，我們就此道別。當時，我一點也沒想到這個口頭協議最後竟然應驗了。
第二天早晨，我們到了紐約。飯店房間裏擠滿了記者。遠征的計劃在美國也被公開了。紙莎草已經運抵開羅。造船工作即將開始。三個乍得人想必這時正坐在飛機上呢。考裏奧已經將營地和勞力準備妥當。明天，我們所有人就要聚齊，開始工作了。我將乘飛機於當晚離開，所以我隻剩下一天的時間，在紐約進行最後的準備工作。這時，一封電報來了。我讀了電報，一下子蒙住了，不得不坐了下來：
“阿布杜拉被捕。造船匠仍在博爾村。速回電。”
電報上是我妻子的簽名。
我連忙給意大利的家裏去了電話，的確是真的。郵局送來一封來自乍得的信件，信中是阿布杜拉的簡短留言，說他不能夠去接奧瑪和穆薩，因為他被捕了。他會在一個月後再次給我寫信。
阿布杜拉進了監獄。他究竟做了什麼？他現在在哪？隻有天知道。奧瑪和穆薩還住在他們的小浮島上，撒哈拉以南，太陽以東，月亮以西。沒有他們，就造不了船。十一周之後，我們就必須從摩洛哥起航了，這樣才能避開美洲的颶風季節。在埃及的金字塔邊上，整個團隊都在營地裏等候著這三位乍得人，床桌用具全部準備就緒。必須有人去乍得把他們帶過來。也隻能是我去了。每周三上午都有一架從法國到乍得的航班，所以我必須在周二抵達巴黎，並準備好乍得共和國的簽證。今天是周五，正逢喬治？華盛頓的誕辰日，美國舉國上下都停止了工作。明天是周六，公共部門也不會辦公。然後又是周日。我隻有周一一天時間來辦理簽證並安排好新的旅行計劃，另外還要籌集旅費，這次旅行完全是在我們的計劃之外。
我在紐約的摩天大樓之間徒勞地遊蕩了三天，到處都關門。周一早上，紐約人又一窩蜂似地擁回了辦公室。終於有人接電話了。世界各國的人都彙聚在聯合國大樓裏，但惟獨不見乍得代表。他今天去了華盛頓，我必須去華盛頓才能得到去乍得的簽證。我已經囊中羞澀了。我的出版商本可以借我一筆錢，但他去了芝加哥。當晚去巴黎的飛機票已經定好。但是要飛往乍得還得花很多錢，簽證也必不可少。我給華盛頓的乍得大使館打電話，但一直無人接聽。倒是挪威使館許諾幫我聯係乍得大使，讓我耐心地在賓館等候。但我又從芝加哥方麵得到消息，讓我馬上去離此很遠的一家銀行。阿布杜拉在遙遠的乍得，生死未卜，這一切讓我焦頭爛額。吳丹的辦公室通知我，說秘書長希望我馬上去他的辦公室，他要幫我寫一封介紹信。在我出門之前，有一個男人突然闖了進來。原來是彼派爾先生，他是一家國際新聞機構的主管，來商量報道這次航行的合同事宜。他可以預先支付一些費用。一陣電話鈴聲打斷了我們的談話，電話中我被告知，如果坐下一班飛機趕去華盛頓，當天就能拿到簽證。於是，這位主管幫我匆匆收拾好了兩箱行李，一箱裝著冬衣，另一箱裝著夏衣，他還幫我結了賬。那兩箱行李他也替我送上當晚去巴黎的飛機。隔壁房間的希捷爾台勒普放下手中的膠卷，替我趕往秘書長的辦公室。而我則衝到了飛機場。紐約和華盛頓的交通都很糟糕，坐飛機也相當麻煩，但挪威和乍得之間的協調卻很順利。當晚，當我帶著護照，準備在紐約的肯尼迪機場轉機時，他們兩人已經在機場等候了。一個手中拿著吳丹秘書長的信，另一個則提著兩箱子衣服。
“謝謝。再見。晚安，美國。早安，巴黎。”我在尼斯轉機的時候與妻子匆匆見了一麵。她手裏拿著不少記錄條和電報，這些隻好等到我從博爾將造船匠帶回來後再說了。
我從撒哈拉大沙漠上空飛過，終於到了乍得。一打開機艙門，熱浪撲麵而來。拉密堡的矮房子密密麻麻、連綿不斷，我到哪裏去找阿布杜拉呢？阿布杜拉留下的地址僅是一個郵箱號。郵箱的主人是一位傳教士，阿布杜拉曾為他幹過木匠活，但這活早就幹完了，他也不知道阿布杜拉現在何處。不過，這位傳教士仍然熱心地幫著我們開車四處尋找。
我住在市中心的一家小旅館裏，旅館的接待員告訴我，本周內隻有飛往蘇丹的飛機，我那張飛往埃及的機票等於作廢，因為在乍得是不可能獲得埃及簽證的。以色列在乍得有大使館，但是埃及、挪威、意大利和英格蘭在這裏都不設大使館。
我的房間裏擺著一張床，牆上有兩個掛鉤和一個聲音大得跟螺旋槳似的電扇。我久久坐在床邊，拿著一張袖珍地圖，絞盡腦汁地琢磨著。這時有人敲門了。門口站著一位高大的男子，身穿一件長及腳踝的白衣，戴著一頂七彩的小帽子。他張開雙臂，放聲大笑，牙齒和眼睛都閃爍著喜悅的光芒。
“噢，老板呀，老板，我阿布杜拉可吃了不少苦呀，現在總算是雨過天晴了！”
阿布杜拉樂得手舞足蹈。
“阿布杜拉，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啊？”
“我去了博爾村，花了四天時間在湖上尋找奧瑪和穆薩。他們去很遠的地方捕魚去了。最後終於找到了，還幫他們還清了債務。我正要把他們帶到拉密堡，可這時行政長官來了。他說我是個為了錢不擇手段的惡棍，說我今天要把兩個人賣到埃及去，明天說不定就把人販到法國或者俄國去了。我就這樣被捕了，被關進了拉密堡的監獄。我孤身一人，不得不花掉所有的錢，這才被放了出來。”
居然會有這種事，阿布杜拉被疑為人販子，在博爾村被捕入獄！當年的販奴通道要經過乍得，當地人仍然對那段血淚史記憶猶新。現在阿布杜拉不能回博爾村了，我必須帶上由拉密堡當局蓋章的正式勞動合同親自去博爾村接奧瑪和穆薩二人。
在接下來的五天裏，我和阿布杜拉跑遍了首都所有雄偉的政府大樓，就是為了替他們兩人辦一份合法的勞動合同。到處都是一張張聰明伶俐的麵容，真誠和友善洋溢在每張臉上。到處都是超現代化的辦公室和寫字間。外交部的大樓更是雄偉莊嚴，樓前還有十四座噴泉池。星期天到了。我絕望地坐在床邊，關掉了震耳欲聾的電風扇，聽任蒼蠅和熱浪朝我進攻。我受夠了。五天過去了，我一個章也沒蓋到，一個簽名也沒要到。我們找到了一位傳教士，他有一架單引擎飛機，能夠在乍得湖上降落。但是沒有蓋了章的文件，如果我想把兩個造船匠接走的話，也會落得跟阿布杜拉一樣的下場。
我們最開始找的是內政部總監，他知道阿布杜拉的事情，但他隻能通過外交部長才能接見外國人，而要見到外交部長又必須通過內閣首腦，要見到內閣首腦，又必須找到禮賓司的司長。我們見到每個人都得把整個事情從頭說一遍，他們還要仔細閱讀吳丹的介紹信。我們花了三天的時間總算見到了外交部長。外交部長是個名副其實的巨人，但很隨和友好，下巴上留著一小撮黑胡子，頭發濃密，額頭和臉頰上都有一道道傷痕。在把我們引見給內務總督之前，他和乍得總統托姆巴巴耶進行了兩次私人會晤，共同商討這個問題。總統認為此事事關重大，必須要由內閣會議來決定是否允許乍得公民乘坐紙莎草船渡海冒險。
為了爭取時間，我向他保證說，眼下的當務之急是獲準將這三名乍得公民接到尼羅河平靜的河岸上，把船給建起來。於是，我們總算見到了內務部部長，內務部部長又把我們引見給勞動部。勞動部的表格用完了，我們還得臨時打印。他們三人的勞動合同足有十二頁長，還是雙麵打印的。然後，我們又跑去找人事部部長簽名蓋章。但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他在我們打印的合同當中發現了兩段話，使得我們前麵的努力功虧一簣。
這兩段話的內容是說，合同隻有在博爾村的兩位造船匠簽字之後才能蓋章，更糟的是，合同中規定，如果沒有醫療證明，本合同就無效。我們到哪裏去找一張醫療證明呢？博爾村沒有醫生。人事部部長從勞動部叫了一位代表來研究我們的合同，他對著合同看了半天也無計可施。他們兩人都非常友好，但隻能指著合同上的白紙黑字，向我解釋說他們也無能為力。他們的意思我很明白：沒有醫療證明，勞動合同就不能生效；不離開博爾村，就無法得到醫療證明；沒有勞動合同，離境就屬非法。
反正是死路一條。我累得筋疲力盡，狠狠地關上房門，把風扇開到最大檔。明天就是周日了。我氣惱地坐在床邊，幹脆寫起日記來：“無可救藥的笨蛋！但這樣糟糕的體製並不是乍得人的錯，他們友好、聰明、淳樸。非洲文化並非如此，正是我們西方人教會了他們這一套。”
我突然想到了一個辦法：先把他們兩人接來再說。我關掉了電風扇，伴著遠處總統府的軍號入睡了。周日到了。我去見了那位開飛機的傳教士。他有的是汽油。周一一大早，他就跟我一起坐上他的小飛機，飛過政府辦公樓的屋頂，穿過熱帶草原、沙漠和浮島。我們在博爾村外著陸，激起一片浪花。我們帶上了那份有二十四頁的合同，還有一個空皮箱。文件上隻有我們自己的簽名，我們心裏直打鼓。行政長官和蘇丹都被厚厚的合同給唬住了，他們把奧瑪和穆薩從圍觀的人群中叫了出來。
就在當天晚上，兩位心驚膽戰的布杜馬人和我們一起坐上了小飛機。飛機掠過茅草屋頂，再次從湖麵上起飛。湖岸上黑壓壓的全是他們的親屬和朋友。蘇丹和行政長官站在前麵，注視著這兩位同胞，他們即將成為勇敢的冒險家。而飛機上的兩人則像禿鷲一樣盯著下方這塊生養他們的土地。他們麵無表情，胳膊上是一道道作為奴隸標誌的燙傷印。他們曾經忍受烙鐵灼燒的痛苦而毫無怨言。他們倆這次可是要出遠門，但除了身上破舊的衣服和自製的涼鞋以外，什麼也沒帶。我們本來預備給他們裝行李的箱子仍然空著。他們都是一無所有的人。
到了拉密堡，見到重獲自由的阿布杜拉，他們三人高興地擁抱在一起。我在市場上給奧瑪添置了一身行頭，從頭到腳都是淺藍色的，而穆薩則一身黃色。穿著嶄新的袍子，他們同我們一起去了警察局，無比興奮地注視著他們新護照上的照片。
“你們叫什麼名字？”一位好心的警察問道。
“奧瑪？姆布魯。”
“穆薩？布魯米。”
“多大年紀？”警察又問道。
沒人說話。
“奧瑪是什麼時候生的？”
“他比穆薩大四歲。”
“1927年，1928年，還是1929年？”
“我想差不多吧。”奧瑪膽怯地說。
於是，警察寫道：“生於1929年。”
“穆薩呢？”
“1929.”穆薩迅速回答道。
“這不可能，你比他大四歲。”警察說道。
“是的，但我們都是在1929年出生的。”穆薩回答道。
於是警察也為穆薩寫上了“生於1929”。
護照上還得簽字。奧瑪很遺憾地說他隻能用阿拉伯文簽字。他拿起筆，坐了下來，在紙的上方幽雅地畫了幾道弧，於是把筆交還給警察，讓他代為簽名。穆薩也讓警察代簽。但是，要有勞動合同才能把護照辦好，於是我們又去了天主教醫院為他們辦醫療證明。修女讓穆薩把衣服脫到腰部，而穆薩卻天真無邪地把長袍一直拉到肚臍上。在給奧瑪做X光的時候，熒光屏上卻見不到他的身軀，修女於是滿腹疑惑地把燈打開，卻發現他爬到了X光機的頂部，腦袋和雙腳下垂地掛在上麵。這一幕真讓人忍俊不禁。蘇丹要求有天花接種證明書，於是又給兩人注射了疫苗，但證明書暫時拿不到，因為醫院的表格用完了。於是我們和阿布杜拉又去了一趟打印社，但打印社非得在醫院還清他們的舊賬之後才願意打印新的表格。在蘇丹航空公司，職員從抽屜裏發現了三張舊的天花表格，就在填寫表格的時候，一名法國醫生進來了。他拿著奧瑪的X光照片，上麵顯示出奧瑪的肝上長了一大塊東西。結實的奧瑪其實病得不輕，絕對不能再長途跋涉。但如果沒有這位兄弟同行，穆薩也不願意去，因為兄弟倆中隻有奧瑪懂阿拉伯語。紙莎草計劃又要完蛋。
該怎麼辦呢？我們去找法國主治醫生，他是一位慈祥的上校軍醫。
“原來是你呀！”
這次重逢讓我們兩人又驚又喜。上次見麵時，他還在塔希提當軍醫。我們一起想到了一個解決辦法。如果讓奧瑪回博爾村，他就得不到任何醫治。所以，我保證給他在開羅找一名大夫看病，並按醫囑給他打針吃藥，負責把他治好。
蘇丹航空公司的航班終於起飛了，奧瑪和穆薩在最後一分鍾才被人推上了飛機，因為他們給自己找來了黃色和藍色的眼鏡來搭配各自的衣服，結果卻什麼都看不清了。阿布杜拉把頭伸進機艙，看到了裏麵的裝置，興奮地大叫起來。而其他兩位則對機艙驚歎不已，這比博爾村蘇丹的房子還要大。我們很快飛上了雲端，阿布杜拉和奧瑪仔細研究著安全帶和活動座位的結構原理，而穆薩則拿出了一張黃色的手帕，安詳地擦拭著他的光頭和拖鞋。空姐端來了糖果盤，他們每人都抓了一大把，一直拿在手上。看見其他人把糖果皮扔在煙灰缸裏，他們又把自己的糖果全部塞進了煙灰缸。然後，在接下來的旅程中，他們把時間都花在了如何將糖果從狹窄的煙灰缸口裏取出來。午餐時，奧瑪在他的水果沙拉上加了黃油，我不禁為他的肝髒擔心起來。我們很快就飛越了蘇丹貧瘠幹旱的邊境，在下午晚些時候降落在蘇丹首都喀土穆。
現在他們三個可真有點管不住自己了。在博爾村沒有人見過兩層高的房子，而在喀土穆到處都是樓房。當阿布杜拉見到一座四層高的樓房時，他簡直欣喜若狂。在這座熱鬧的阿拉伯城市裏，一分鍾不看著他們恐怕就會出麻煩。但我們必須在這裏過一夜。如果我帶著他們去一家現代化的大賓館，肯定會顯得格格不入，所以我決定帶他們去一家位於阿拉伯貧民區的小型四流客棧。這是一棟破舊的老房子，服務台和房間位於三層，而廚房和餐廳則是在屋頂上。三個人頓時驚呆了，認為自己置身於瓊樓玉宇。奧瑪和穆薩兩兄弟就像不會上樓梯似的，他們異常小心地抬起雙腳，就好像是在攀登崎嶇的山崖。我這才意識到這確實是他們第一次上樓梯。在博爾村和他們的浮島上，所有的小屋都隻有一層，地麵也全都是土製的。客棧的房間全都朝裏，沒有窗戶，隻有裸露的電燈泡從天花板上垂下來，下麵則擺著一排鐵床。兩兄弟從未看見過床，阿布杜拉向他們解釋說這是用來睡覺的，於是兩兄弟立刻趴倒在地，爬到床底下，想試試感覺。隻見他們翻過身來，展開四肢，直直地躺著，鼻子都頂到了床底的彈簧。阿布杜拉笑彎了腰，卻憋著不敢出聲，招手讓他們出來，免得嚇壞了女店主。女店主掀開床墊，吃驚地朝床下張望，以為他們在找什麼東西。上了屋頂，我們被安排在一張小桌子旁，每個人身前都放著一把叉子和一個盤子，盤子上麵已經裝好了大塊的肉、西紅柿、土豆、韭蔥和青豆。三個人又開始驚奇於叉子的功能。我正要用叉子去叉盤中一塊肉時，另一隻叉子卻突然搶了先，我的肉被放進了奧瑪的嘴裏。我正打算去叉另一塊肉時，阿布杜拉的叉子已經戳進去了。我隻得去吃土豆，以免再起紛爭。這時，我打量了一下，隻見幾把刀叉正在桌子上麵來回翻飛，可謂刀光劍影，三個人搶得不可開交。他們開始用手從中間的公共餐盤裏抓東西吃，有了叉子，盤子即使不放在中間，大家也都能夠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