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提出諷諭美刺的創作要求，強調詩歌的“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社會功能。白居易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說：“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諭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明確提出詩歌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歌要美刺褒貶，勸誡諷喻，主張“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反對嚴重脫離現實生活內容、過分追求“宮律高”、“文字奇”的形式主義詩風，特別是對“嘲風月、弄花草”的華豔詩風更是深惡痛絕。這些理論的提出，表現了詩人強調諷諭的新詩風尚。這一詩歌理論對喚起詩人的社會責任感，扭轉逃避現實、放情山水的寫作傾向是有積極作用的。在這一詩論的指導下創作的大量針砭時弊，“唯歌生民病”的詩歌，是有一定的現實意義的。
第三，重寫實、尚通俗，去偽存真的創作態度。白居易要求詩歌創作的選材必須真實可信，要“尚質抑淫，著誠去偽”（《策林》）。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要做到“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這裏強調的是語言質樸通俗，議論直白明晰，寫事絕假純真，形式流利暢達。可見，詩人認為詩歌寫得真實可信，淺顯易懂方可達到最高境界。隻有這樣詩歌才能杜絕粉飾現實之嫌，這對新樂府運動的形成“為匹夫為匹婦代言”的特色，起到了一定的規範作用，對白居易開創以俗為奇的新詩潮極具指導作用。這樣詩歌才能真實反映重大的社會主題，收到“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與元九書》）的社會效果，有力的批判了華偽豔之詩風，促進了新樂府運動的開展，使中國現實主義詩論傳統又推進了一大步。
第四、解決了內容與形式的關係問題。內容與形式的關係問題，從古到今，詩論家們一直爭論不休，有的闡述抽象，有的表達欠科學性。然而白居易一形象生動的比喻輕而易舉的解決了這一問題。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以果樹為喻，表述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其中“情”、“義”是內容，“言”、“聲”是形式。內容是第一位的，是根本。詩人一再強調詩歌創作“係於意，不係於文”（《新樂府序》）“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寄唐生》）。形式為內容服務，強調“言者誌之苗”（《讀張籍古樂府》）。他把形式的“苗”、“華”放在了為“根”、“義”服務的地位。內容是根本，形式為內容服務，如果形式不美，藝術性不強，再好的內容也難以碰撞出燦爛的火花，他在《新樂府序》中明確要求詩歌既要現實性很強的素材，又要有質樸的形式，直截了當、通俗易懂的語言，還要發揮詩歌的諷諭美刺作用，他對詩歌內容和形式的關係處理有力地推動了發揚現實主義傳統的腳步。功是不可沒的。
上述詩歌理論為新樂府運動起到了引導和推波助瀾的作用，正因為有了這些比較完善的詩論，所以，白居易理所當然的成了新樂府運動的領導者。這些詩論如果站在今人的審美角度來考量，就顯得功利色彩過重，忽視了詩歌的藝術品位和美感，忽視了詩歌風格的多樣化和詩歌含蓄蘊藉的特點，對前人所創設的意境理論及實踐成果借鑒學習欠缺，致使部分樂府詩議論與形象相脫節，過於直白，缺乏韻味意蘊。然而，白居易敢於直言，暴露社會的黑暗、動亂、肮髒和不合理、分配不公，揭露和批判的鋒芒橫掃整個中唐社會，上至宮廷，下至官吏，這是首屈一指的。正是這些詩使“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執政柄者扼腕”，“握軍要者切齒”（《與元九書》），恰恰說明它擊中了社會要害，刺痛了權勢者的神經，正說明了白居易的正義感和勇氣膽識，其寫實精神則沾溉後世。
白居易的詩歌學習汲取於杜甫，是儒家傳統詩論的直接繼承，也是杜甫寫時事的進一步發展。如果單從抨擊現實的尖銳性上看，白居易毫不遜色於杜甫。二人有一致性。如果從藝術的角度來觀察，白居易的新樂府詩遠遜於杜甫，二人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這是因為，杜甫寫所見所感，生民疾苦與自己的不幸遭遇、悲愴情懷能融為一體，有時很難分清寫誰，寫自己也是寫別人，寫別人也是為了寫自己，這種推己及人的情懷中時有議論，目的在於諷刺，但並非以諷刺為出發點。杜甫寫他人，寫自己皆以情勝，白居易寫他人寫自己皆以理勝，他把“為君”而作視為主要目的，從而使詩歌的功利色彩過濃，文學性被淡化了，使詩歌的路子越走越狹窄了。以諷刺性的說理、議論取代了詩歌的形象性、抒情性、含蓄性，削弱了詩歌的藝術性。同時，以自己的評詩標準評價曆代詩人及作品，顯得過狹過嚴，導致前輩中大量的優秀作家及作品因不符合其標準而被排斥在外，為此也產生了一定的不良影響。但他倡導的寫實，通俗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振蕩了中唐社會。特別是在新樂府運動之前，大曆詩人普遍注重的自我內心的傷感、惆悵的風氣得到了掃蕩，詩歌的窘狹格局、氣勢的萎靡，內容的單薄得到了糾正。在白居易等人詩論的呼籲下，大多詩人正視廣闊的社會生活，詩歌題材內容再度擴展豐富，不少詩人寫下了豐富多彩的反映現實麵貌和百姓困苦的詩篇，使大多數人認識到了社會的弊病，一些優秀作品開始關注人生，表達出了人對人應有的同情和友愛。既開拓了詩歌的表現領域，又發展了新的詩歌形式，實乃推陳出新之舉。這就體現出了新樂府運動的創新價值和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