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唐社會，文壇上活躍興盛的流派及變革紛至遝來。大曆十才子，韓孟詩派，古文運動，元白詩派，劉柳別調等。與韓孟詩派的奇崛怪險，大曆十才子的寂寞愁思，劉柳的雄直峭拔不同的是元白詩派。“元白”詩派從樂府民歌中吸取營養，把詩寫得通俗易懂，在盛極難繼的局麵中，以他們的革新精神和創新勇氣，又開拓出一片詩歌的新天地。清人趙翼說：“中唐詩以韓、孟、元、白為最。韓、孟尚奇警，務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務言人所共欲言。”《甌北詩話》卷四。，正說明了二者表麵的殊途，而實質都是在創新上的同歸，體現異曲同工之妙。在新樂府中，白居易、元稹是當然的領袖和倡導者。
白居易新樂府理論的倡導
白居易的重寫實、尚通俗實際上是學習“風”詩現實主義傳統和漢魏樂府民歌精神，這是遠源。學習以杜甫為代表的現實主義作家的詩歌創作，這是近源。筆者認為，對其影響最大的還是近源。因為杜甫飽經戰亂，廣泛地接觸了下層社會，他既是安史之亂的親曆者，又是安史之亂的受害者，他能創作出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詩篇，特別是“三吏”、“三別”、《兵車行》、《悲陳陶》、《哀江頭》、《北征》、《彭衙行》、《醉時歌》等緣事而發，自擬新題，以古樂府的形式，寫親身見聞，以樸素真切的語言乃至口語入詩，通俗淺顯。“樸野氣象如畫”王嗣奭：《杜臆》卷四。，這是他打破傳統詩歌的典雅，將詩歌引向通俗、寫實道路的突出貢獻。
杜甫這種緣事而發，自創新題的寫實精神，得到元結、顧況、戴叔倫等人的進一步表現和繼承，元稹、白居易、李紳唱響了新樂府最強音，對杜甫的現實主義傳統推波助瀾，積極倡導，但首先在新樂府詩上嚐試的是李紳，其次是張籍、王建。從李紳的《新題樂府》二十首中得到啟發，張籍、王建、元稹積極響應，寫了不少關注現實人生，針砭時弊的樂府詩，是新樂府運動的積極參與者。然而張籍、王建、元稹、李紳都沒有成為新樂府運動的領袖，因為他們雖寫時事，但仍用樂府舊題，他們充其量是新樂府運動的參與者和幹將。雖然白居易晚於他們，但最終成了新樂府運動的領袖，這與他的較為係統而全麵的詩歌理論和大量的新題樂府創作實踐分不開，又有大量的追隨者與支持者，這樣新題樂府創作的詩歌革新運動就全麵鋪開了。
張籍、王建是同窗，都寫了大量的樂府詩，其中有古題，也有新題，取材也比較廣泛，農民、織婦、兵士、商人、官吏都是他們詩歌表現的對象，但最集中，反映生活最深刻的還是農民生活的艱辛和苦難。如張籍的《野老歌》：“老農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苗疏稅多不得食，輸入官倉化為土。歲暮鋤犁傍空室，呼兒登山收橡實。西江賈客珠百斛，船中養犬長食肉。”官倉糧化土，百姓沒糧吃，賈客養犬食肉，老農食橡實，兩組鮮明的對比，揭露了社會的不公，兩極分化嚴重，直陳時事，諷諭之意在通脫的客觀敘述中自然流出。王建的樂府詩《田家行》：“男聲欣欣女顏悅，人家不怨言語別。五月雖熱麥風清，簷頭索索繰車鳴。野蠶作繭人不取，葉間樸樸秋蛾生。麥收上場絹在軸，的知輸得官家足。不望入口複上身，且免向城賣黃犢。田家衣食無厚薄，不見縣門身即樂。”此詩如果與張籍《野老歌》相比，好像農民的境況較好，但是詩人用歡樂之情反襯出農民生活的更為淒涼，一年所獲隻望交足租稅就心滿意足了，從這一滿足裏更透露出農家的淒慘和悲哀，就某種情景而言，這種用歡樂之情寫農家的悲哀比用淒涼的傷情寫農家之情更為深刻，令人感受到的生活更悲涼，更能觸動讀者的心靈。
張籍，王建他們詩歌選材不廣，皆由一事一語顯出社會縮影，都以農家日常生活，表現其喜怒哀樂，生活氣息十分濃厚。他們均以寫實見長，但張籍直白，王建含蓄隱曲些。他們雖然寫了不少樂府詩，但他們沒有提出鮮明的理論主張，其詩沿用樂府舊製多點，關涉現實政治的尖銳性還不夠強烈，因此所謂“新樂府”的特征尚未形成。這一新詩潮隻有到元、白創作出大量新題樂府詩，並提出詩要“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白居易《新樂府序》）的綱領時，方可正式形成。“張王”沒有以一種鮮明的理論為指導，故其創作較為寬泛，旗幟不鮮明，而“元白”則以鮮明的理論和關涉政治的尖銳性推動了新詩潮的高漲，同時，“元白”的成績也遠超過了“張王”，影響力上也比“張王”大得多，顯著得多。
就新樂府運動的係統理論和文學主張，創作宗旨而言，主要集中在白居易的《與元九書》、《新樂府序》、《策林》中的《議文章》、《采詩》和《寄唐生》、《讀張籍古樂府》和元稹的《樂府古題序》、《敘詩寄樂天書》、《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序》中。如果綜合概括而言可以從四方麵來概括理解：
第一，提出了“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創作原則和“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的創作綱領。白居易認為，文學根植於生活，因此文學就必須反映生活。詩歌是現實生活的反映，因此詩人作詩要積極反映現實、幹預現實。所以他在《與元九書》中明確提出了“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君為臣為民為事為物而作，不為文而作”的創作主張，這裏的“為時”、“為事”顯然是指國家興衰，時政缺失（民生疾苦）方麵的重要內容，“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顯然是指民生疾苦的主題的。針對中唐社會民不聊生的現實，強調了以詩反映民情民疾。“惟歌生民病”（《寄唐生》），“但傷民病痛”（《傷唐衢》），是白居易詩論的核心所在，是現實主義詩論的新發展，為此有積極意義。這實際上也是對那些遠離現實生活的風花雪月、理想與浪漫及無病呻吟的豔麗詩風的否定，對新樂府運動的形成和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